论秦始皇、汉武帝东巡琅琊及山东沿海
朱亚非

秦始皇、汉武帝是中国历史上杰出的封建帝王，他们在位期间，对琅琊台港湾都情有独钟，数次光顾流连。　　秦始皇自二十八年(前219)至三十七年(前210)四次巡游山东沿海，三次抵琅琊台，时间分别为前219年、前218年、前210年。　　汉武帝自元封元年(前110)至征和四年(前89)曾七次巡幸山东半岛，六抵沿海。史书明确记载的至少两次抵琅琊台港，即前106年、前89年。　　就中国历史上封建帝王而言，数次到琅琊巡视的也仅有秦始皇和汉武帝二人。且二人都是开疆扩土、有雄才大略的皇帝。何以一而再，再而三地不辞劳苦，跋涉数千里巡游山东沿海？翻阅前人著述，多解释为寻求海外长生不死之仙药。此种说法，自有道理。然将全部原因归咎于此说，尚不全面。还应将秦始皇、汉武帝东巡琅琊等山东沿海地区放在当时历史背景下去分析考察，才能更完善地反映出两位杰出帝王东巡之原因。

（一）
　　秦始皇、汉武帝东巡山东沿海，首先与当时山东地区政治形势有关。　　山东在战国时期属齐国，是秦始皇统一过程中最后纳入其版图的地区。秦统一后，百废待兴，对山东地区更是极为重视，也采取了一些重要措施，如为了防止齐国旧贵族势力死灰复燃，下令将原齐国旧贵族及豪富迁徙到咸阳至巴蜀地区，削弱他们的政治、经济基础，瓦解他们的统治根基。为了消除反秦势力可能利用的地理优势，灭齐后，秦始皇立即下令拆除山东境内的原齐长城，决通川防，夷去险阻。另外又修筑自咸阳到山东的交通网，《汉书·贾山传》称：“秦为驰道于天下，东穷齐、燕；南极吴、楚；江湖之上，濒海之观毕至。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厚筑其外，隐以金椎，树以青松，为驰道之所至于此。”秦代驰道，也修到了山东沿海一带。最后，又统一了货币和度量衡。山东地区原流行的齐刀币被废除，以半两铜钱取而代之，井以商鞅变法时的度量衡代替了齐国的升、豆、釜、钟等计量单位。　　秦始皇采取的以上措施，对稳定山东局势起了一定作用。然而由于秦代赋役沉重，刑法严酷，“力役三十倍于古，田租、口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赭衣塞道，囹圄城市”，加上修长城、筑驰道强行征发大批人力物力，给人民造成许多灾难，引起山东各地群众不满与反抗。公元前211年，东郡(今河南濮阳、山东菏泽一带)有人就在郧石上刻下“始皇帝死而地分”几个大字，号召人民起来反抗，秦始皇派御使调查未果，竟下令“尽取石旁居人诛之，因燔销其石。”前218年，在出巡河南、山东一带时又险遭人谋刺，“为盗所惊，求弗得，令天下大索十日”。在朝廷内部，山东地区一些官员、知识分子也不时与秦始皇发生激烈冲突。齐人淳于越、薛人叔孙通、孔子八世孙孔鲋等竭力要求分封，被丞相李斯指责为“以非当世，或乱黔首……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在李斯等人煽动下，秦始皇也把山东知识分子视为企图瓦解中央集权的离心力量，事隔不久，又发生了燕、齐方士侯生、卢生攻击秦始皇“天生刚戾自用”，又假借求仙药逃走事件。秦始皇以此为借口，焚书坑儒，乘机对不满其统治的知识分子进行残酷打击。山东地区的知识分子更是首当其冲。在血腥镇压下幸免于难的知识分子纷纷逃亡。如儒生伏胜逃出咸阳隐居于齐鲁之间，孔鲋和叔孙通则率领一批弟子秘密反秦，后来加入了农民起义军。山东还有人在民间散布“东南有天子气”；大造反秦舆论。山东地区的形势难以令秦始皇放心，所以从秦始皇二十八年到三十七年，他几次到山东巡视，每次巡视，随带大批官员，浩浩荡荡，目的就是要树立绝对权威，巩固对山东地区的统治。所到之处，他封泰山，在琅琊刻石以颂其功德。同时也做出一些缓和阶级矛盾的措施。如前219年，他在琅琊居留三月，下令迁徙三万民户于琅琊台下，免其租税十二年，秦始皇东游显然是要“巡行郡县，以示强，威服海内”。　　汉武帝时期，东巡活动更甚于秦始皇。自武帝元鼎四年(前113)到征和四年(前89)，在短短的二十余年内，武帝竟九次巡视山东，六次进行封禅泰山的活动，六次到沿海地区，其活动范围超过了秦始皇。这种对山东地区频繁巡视，也是与该地区政治、经济形势密不可分的。 　　汉初，刘邦在山东境内先后分封了齐国、淄川国、济南国、胶东国、高密国、城阳国和东平国。由于诸侯国势力强大，在文帝时就发生了齐王和济北王叛乱；景帝时又发生了吴楚七国之乱，山东的胶西、胶东、济南、临淄都为叛乱者所控制。虽然在叛乱被镇压以后，景帝将各王国地盘缩小，但在武帝即位以后，对前代诸侯国之乱仍忧心忡忡。他采取两个果断措施，一是采用中大夫主父偃的建议，颁行“推恩令”，规定诸侯王除由嫡长子继承王位外，其他王子部在王国范围内分到封地，成为侯国。如在山东的淄川国内，武帝封了淄川王刘志的儿子15人为侯，封了城阳王刘延的儿子20人为侯；在济北国，也封了8个侯国。其它如胶西、胶东、齐等小王国，也采用类似分封办法，如此以来，山东境内“大国不过十余城，小侯不过数十里”。他还“作左官之律，设附益之法”，严禁封国官吏与诸侯王串通一气，结党营私，从而达到孤立诸侯王的目的。甚至不惜寻找借口对诸侯夺爵削地。因此，汉武帝时期，诸侯王虽存在，但地盘权力日小，封土不治民，只能“衣食租税”而已，对中央已构不成大的威胁。与此同时，武帝强化对地方的控制，在山东境内设置兖州与青州，每州设刺史，专门督察各诸侯国政事。如青州刺史就曾先后二次奏淄川王和齐王子女有罪，并获准加以惩办。州刺史的设置，是加强中央对地方控制的一个重要举措，但真正效果如何，则是武帝东巡视察需要亲自了解的。　　再从经济上看，山东地区从战国时期经济已很发达。西汉初，全国设铁官50处，山东就有12处，分布在琅琊郡、临淄、历城等地，铁的产量达到全国的四分之一；汉初全国设盐官35处，山东有11处，盐的产量达到全国三分之一；山东还是全国纺织业中心，临淄、定陶、元文(今济宁)是当时三大丝织业生产基地。临淄的三服官手工工场，还成为专门为皇室和西汉政府生产丝织品的场所。秦汉时期，山东商业也很繁荣；时有"宛、周、齐、鲁，商遍天下"之说。汉武帝时，主父偃说：“齐临淄十万户，市租千金，人众殷富，巨于长安。”山东地区已发掘出土的汉初半两钱币已有500余斤，10万余枚。就当时经济地位而言，秦汉时期山东也是仅次于关中的经济实力最强大的地区。在如此重要的地区，武帝时却多次出现水旱灾情和小规模农民起义。山东形势的变化对全国有牵一发而动全局的影响。这就不难看出武帝东巡首先要稳定山东局势。从武帝东巡行程看，除了在琅琊东莱等地巡行大海，在泰山举行封禅仪式，宣扬自己的功德以外，更重要的是在封禅仪式结束之后，让山东各地官员、诸侯汇集泰山脚下，听取汇报，考察他们的政务；或接受郡国上计(向中央汇报)；或亲临治水第一线视察。可以说，了解山东情况，稳定山东局势，巩固在山东的统治是武帝东巡最重要原因。　　其次，秦皇、汉武东巡，也与当时反击外患，对外用兵的军事行动有关。　　秦朝建立以后，最大的外患来自北方的匈奴。秦始皇除调动大批劳动力修筑长城防备匈奴以外，还派出自己的长子扶苏和大将蒙恬、蒙毅率数10万军队驻扎在长城一线全力防备。秦始皇耽心“亡秦者胡也”，竭力要解除匈奴威胁，在公元前215年第四次巡游河北、山东之际，派蒙恬率兵三十万主动出击匈奴，并收复了河套以南失地。为解决北方边防部队的军粮问题，秦始皇迫切需要征调山东一带粮草支援北方边境，并进行大规模的海运。他亲自指挥“使天下蜚刍挽粟，起于黄腄、琅琊。负海之郡，转输北河，率三十钟而致一石”。这条海运交通线是自琅琊(今胶南一带)北行过成山头直抵天津，再从天津经陆路将军粮调至长城一线。这条路线，也是秦始皇几次巡视的地方，这也不难看出秦始皇要加强对山东沿海地区的控制，确保国防运输线畅通的决心。 　　汉武帝东巡山东沿海，同样与对朝鲜用兵密切相关。汉初，燕人卫满率众到朝鲜北部，建立卫氏政权，仍服从汉朝辽东太守节制，但到其孙执政时，卫氏朝鲜不仅与汉朝背盟断约，攻杀辽东地方官吏，而且破坏半岛上其它小国如真番、辰韩与汉朝的交往，为汉朝所难容。武帝元封二年(前109)夏，正值汉朝与卫氏朝鲜关系恶化之时，武帝东巡东莱一带，名曰为求仙，实际上是为对朝鲜用兵进行实地考察。同年秋，在汉朝使节涉何赴朝谈判破裂之后，武帝立即派兵讨伐。汉朝军队分兵二路，一路由左将军荀彘从辽东陆路进发；另一路由楼船将军杨仆率五万水军自山东渡渤海，目标均为卫氏朝鲜首都王险城(今朝鲜平壤附近)。冬十二月，两军会师城下，经过几个月的围攻，卫氏朝鲜宣告投降，武帝随即在朝鲜半岛北部设置乐浪、临屯、玄菟、真番四郡，由汉朝直接管理，稳定了北方边疆的局势，也保证了中、朝、日海路的畅通。此次征朝鲜，自东莱渡海的水军立了大功，这与汉武帝亲自视察山东沿海周密安排是分不开的。　　武帝东巡山东，对保证丝绸之路的货源充足，也有促进作用。自张骞通使西域后，中亚、西亚各国商人纷纷涌入中国，求购丝织品。当时的山东，是国内丝织品重要生产基地，也是丝绸之路源头之一。如本世纪初甘肃敦煌曾发掘出任城国"亢攵缣"，就是山东纺织品西去的例证之一。当时汉政府要将山东大批丝绸运往洛阳、长安一带，再经丝绸之路西去中亚、西亚各国。山东历史悠久的纺织品，也是武帝可以向外人炫耀的一个资本。如元封六年(前105)，武帝“巡守海上，悉从外国客，大部多人则过之，散财帛以赏赐，厚具以饶给之，以贤示汉富厚”。武帝让外国使节陪同他参观山东沿海，也是要让他门看看该地区强大的经济实力。　　再次，秦始皇、汉武帝东巡山东沿海，与追求向海外发展、开疆拓土的强烈愿望有关。　　秦始皇因一统天下之伟业被称颂“千古一帝”，统一中原后，他尚不满足，仍积极向周边开发。他派遣50万人开发南岭、南越、西瓯和珠江流域，调集重兵赶走匈奴。汉武帝更将匈奴追击到大漠以北；在朝鲜设立乐浪等四郡，将朝鲜半岛北部置于有效的控制下；向南征服东越，设置包括交趾、九真、日南(均在越南境内)，将版图扩大到海南岛和印支半岛。但是面对东面的大海，一种神秘感仍笼罩着这两位雄心勃勃的帝王。在当时邹衍等思想家“大九州之说”影响下，秦皇、汉武也认识到除中国之外，海外仍有广阔的天地，也激励着他们欲向海外发展，去拓展新的势力范围。这种向海外发展的企图受到下列两种因素的刺激，更加速了其紧迫感。 　　一种因素是两位帝王追求长生不死的渴求和燕齐一带方士宣扬海外有仙境、仙药所造成的影响，自春秋战国以来，山东地区方士极为活跃，各种学派代表人物云集。仅以战国时齐国稷下学宫为例，就汇集了阴阳家学派的邹衍、淳于髠，法家的慎到，道家的田骈、宋钘、接子等人。秦统一后，虽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山东地区各种流派并没有受到严重打击。特别是活动在沿海一带的道家、阴阳家、儒家等知识分子，既不满秦始皇重用法家、推行暴政、大搞专制统治；又要千方百计迎合君主心理，提高自己在政权中的地位，由于长期活动在沿海地区，他们充分利用所掌握的一些对海洋的认识和航海知识，根据海边人民群众的一些传说，大肆渲染海外有仙山、仙药、仙人，有神仙乐土，从而迎合了秦始皇、汉武帝追求长生不死的心理，也激发了两位帝王向海外创业的雄心。秦始皇几次遍游山东沿海，接见徐福等方士，答应他们的请求。汉武帝甚至要亲自驾船出海追求仙境，极为充分地表现了两位有雄才大略的帝王走向海外、追求新的业绩的渴求与希冀。 　　另一个对秦皇、汉武形成影响的因素是当时沿海地区居民已开始了向海外移民以求发展的尝试。由于秦朝暴政，继而秦末汉初的农民起义和战乱，中原地区动荡不已，自东莱至琅琊，山东沿海有许多贫苦农民或避战祸、或为求得生计大批渡海东去。如《三国志·乌丸列传》记载：“辰韩耆老称，有言古之亡人避秦役来适韩国，马韩割其东界与之。有城栅，其语言不与马韩同，名国为邦，弓为弧，贼为寇，行酒为行觞，相呼皆为徒，有似秦人，非但燕齐之名物也……今有名为秦韩者。”《文献通考·四裔考》也称：“及秦乱，燕、赵、齐人往避地者数万人。”又如《汉书·王景传》中提到王景的八世祖王仲，系琅琊郡人，因避吕后之祸越海而逃到朝鲜半岛的乐浪郡。在暴政和战乱的年代，逃避海外并谋求发展是山东沿海劳动人民的一项重要选择。这种向海外的移民活动无论是对秦始皇、汉武帝等封建专制君主还是对在沿海活动的方士都产生了重要影响。秦始皇、汉武帝开始认识到海外仍有可以发展和开拓的地盘，这对一个雄心勃勃且权力欲极大的封建君主来说，自不满足于统治中原地区这种现状，只要有机会，仍要凭借现有的实力向海外发展，以完成“天下归一"的帝王霸业。同样，作为不满于现状而又无法用武力反抗秦始皇暴政和汉武帝高压统治的沿海一带知识分子，也逐渐认识到只有向海外发展才是一条适应自己生存并待机进取的比较理想的道路。他们谋求向海外发展与贫苦百姓向海外移民有所不同，是充分利用自己的知识和智慧，制造海外有仙境、仙药的舆论，迎合秦始皇、汉武帝追求长生不死、追求海外美妙仙境的心理，为自己远赴海外有更加从容的物质准备。如此而言，就不难理解秦始皇为什么会慷慨地赐给徐福数千童男女、大船、捕鱼工具、连弩、五谷及百工等人员和武器装备、生产工具，除了求仙药以外，也有让徐福为其探明向海外发展的途径。同样也不难理解汉武帝为什么过份宠爱胶东方士奕大，不仅将他封侯、赐万金，甚至将亲生女儿嫁给他。并且在他的引导下，六次巡海，几乎要打算亲自远赴海外。秦皇、汉武巡海与方士们的舆论宣传是分不开的，徐福东渡成功正是方士们利用自己的智慧达到自己理想的典范，也是中国历史上有姓名可稽的奔赴海外，走向世界的第一人。

（二）

　　二千年前，秦始皇、汉武帝数次东巡琅琊及山东沿海，其影响与意义十分深远。　　其一：加强了刚刚建立起来的封建中央集权制国家对地方的控制。如前所述，无论是秦代还是汉初，国家最有效控制地区是陕西、河南一带，原为齐地的山东由于秦统一的时间较晚，封国较多，思想领域各种流派活动频繁，反抗秦专制集权的舆论较强，仍存在着大大小小的离心力量，成为统一的封建中央集权制度下的不稳定因素。秦始皇、汉武帝经过东巡沿海、封禅泰山、琅琊刻石等一系列活动，炫耀帝王的绝对统治权威，对离心势力起到了震慑作用。另一方面，又通过上计、考察、接见地方官员，加强对地方官员的控制，从而达到了巩固中央集权制的目的，对新兴的封建统一国家政权是有利的。 　　其二：东巡也有利于促进山东地区经济的发展。秦汉时期，山东的经济发展如何对全国有至关重要的影响。秦始皇、汉武帝无论是对外用兵、发展与外国的贸易，还是维持庞大的政权官员和军队的开支，山东地区所提供的赋税收入都是必不可少的。从秦始皇下令迁徙三万户人口到琅琊地区从事生产和开发，到汉武帝亲自参预堵塞山东境内的黄河决口，均反映了封建统治者对山东经济的重视程度。应该指出，秦末汉初虽有战乱，但山东地区的经济仍持续发展。如琅琊人贡禹在汉元帝继位时曾谈到“故时齐三服官输物不过十笥，方今齐三服官作工各数千人，一岁费数巨万”。又如临淄齐故城发掘出汉武帝时冶铁业遗址有40万平方米范围，比战国后期齐国冶铁遗址大8至10倍。由于汉武帝亲自指挥治水，给地方官兴修水利以极大鼓舞，以致“用事者争言水利……东海引巨定，泰山下引汶水，皆穿渠为溉田，各万余顷，宅小渠披山通道者，不可胜言”。水利的兴修又促进了农业发展。当时的琅琊郡稳城县(今高密)就有“蓄潍水溉田……旁有稻田万顷，断水造鱼梁，岁收亿万，号万匹梁”之称。司马迁在《史记·齐太公世家》一文中评论汉初山东经济状况时认为：“吾适齐，自泰山属之琅琊，北被于海，膏壤二千里，其民阔达多匿知，其天性也。”秦汉之际，山东地区经济发展较快，除了广大劳动人民勤劳努力外，封建统治者的重视程度无疑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其三：秦始皇、汉武帝东巡，促进了山东沿海地区航海业和海外交通的发展，增长了沿海地区人民的对外开放意识。　　秦始皇、汉武帝每次巡视山东沿海，都是成千上万人浩荡而行，所乘的大型楼船高十余丈，所载上千人，为当时世界各国所罕见。这些船只不仅高大壮观，而且推进与操纵设备齐全，配置了长桨、尾舵、风帆，能够充分利用海风在波涛起伏的状态下航行。在秦皇、汉武庞大船队的刺激下，沿海地区贫苦农民为向海外谋求生计，也加快了造船业和航海业的步伐，秦汉时期，北方沿海的造船与航海技术在国内外均处于领先地位。在秦皇、汉武东巡和探求海外有仙境之说的鼓舞下，在方士们宣扬海外有仙山、仙药的舆论引导下，在为摆脱暴政及贫困的现实状况推动下，山东沿海居民对走出国门，奔赴海外的开放意识日益浓厚，并不断进行东渡的大胆实践。正是由于沿海人民群众向海外迁徙者众多，秦汉时期，一条自山东沿海经长山列岛、辽东半岛再折向东南行，沿朝鲜西海岸南下，最后渡过对马海峡进入日本九州地区的中、日、朝海上交通线最终形成。这条路线也称为“北方海上丝绸之路”，它沿中、朝海岸曲折而行，依赖日本海左旋环流的推动，这对于当时航海工具比较简陋，航海技术尚不完备的中国移民而言，当是一条比较安全的航线。自汉至唐初，日本使节大都是经由这条航线来中国，直到唐代自宁波一带直抵日本的航线开通以后，北方海上航线的地位才有所削弱。

夷人崇日与秦始皇东巡琅琊
苏兆庆

    最早诞生于原始社会的神话，经奴隶社会的修饰，后经先秦典籍记载，随之流传于世。神话是原始文化的结晶，亦是当今文化的重要源头之一。看来它是荒诞不经，令人难以相信，但它确实是当时历史折射的影子，历史学界可从神话中撷取重要的研究资料。它用考古资料加以印证，不少的神话可以成为真实的历史。　　　　地濒东海之滨的琅琊，何故能吸引秦始皇来此东巡，并长时间逗留和修筑琅琊台，这也是很值得探讨的重要课题，本文拟作试探并征得方家教正。　　“祭日”活动由来已久，源于华夏先民对日神的崇拜。夏商周三代都有祭日的传统。夏尚黑，祭日在日落之后；殷尚白，选在红日当顶时举行；周尚赤，习惯于早晨和黄昏时祭日，此时太阳呈红色。但周代以“天”为最高神，日神之品位下降，只在立春、春分、立夏、夏至、立秋、秋分、立冬、冬至时节进行祭祀，特别是在立春、立夏、立秋、立冬之日，天子亲率三公、九卿、诸侯、大夫祭日于郊外，仪式异常隆重。遇有日食，瞽人乐官进鼓击之，啬夫驰聘取币以礼天神，庶人奔走供救日食百役，上下一致奔走数日。这种仪式在解放前某些地区依然流传。《山海经·海外东经》云：“汤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在黑齿北。居水中，有大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楚辞·招魂》载：“十日代出，流金铄石些。”王逸注：“代，更……言东方有扶桑之木，十日并在其上，以次更行。”《庄子·齐物论》“昔者十日并行，万物皆照。”《淮南子·本经篇》：“尧之时，十日并出，焦禾稼，杀草木，而民无所食……尧乃使羿……上射十日……万民皆喜……”1971年，湖南马王堆出土的帛画，画面上所绘的大太阳及其下面扶桑树枝叶间的八个小太阳，合计是九日比较接近古籍所载之“九日居下枝”之说。《拾遗记》记录了一个情节动人的神话故事：少昊的母亲名皇娥，住在美玉建筑的宫殿里，她夜纺织，白天乘木筏游在长着穷桑的水滨。有位容貌绝世的神童，自称是白帝的儿子，从天上降临水边，与皇娥游玩，奏起优美动听的音乐，在木筏上漂游，忘了回家。穷桑，即生在西海之滨的一株高大的桑树，直上天际，叶为红色，桑椹是紫色的，一万年才能成熟，人吃了长生不老。神童与皇娥泛游于海上，用桂枝做桅竿，纺织香茅当作旗帜，用玉石雕成鸠鸟安装在桅竿顶上，说是鸠鸟知道四时的风向。所以《春秋左氏传》曾说鸠鸟(伯赵)是司至的官。如今屋顶上装放的“相风旗”，就是玉鸠遗传下的仪象。神童和皇娥并坐在筏上弹起瑟，二人唱起歌曲。　　后来，皇娥生了少昊，号称穷桑氏，又号金天氏。这时有五只凤凰，颜色各异，是按五方的颜色红、黄、青、白、玄而生成的，飞落在少昊氏的院里，因此他又称号为凤鸟氏。 　　《拾遗记》是晋代王嘉撰写的，他说穷桑在西海之滨，这是汉代以后说法。古代神话中的这株桑树，也叫空桑、扶桑、若木，是生在东海之滨的。《山海经·大荒东经》载：“东海之外有大壑，少昊之国。”　　古代东夷各氏族大都是以飞鸟为图腾，从莒县陵阳河、大朱家村遗址出土的鸟形双鋬鬶、鸟形盖纽可以看出，东夷氏族是崇拜鸟的，为少昊族是鸟图腾提供了有力的物证。　　古史传说中最著名鸟类氏族图腾的领袖是舜，他是鸟图腾的化身，舜是鸟头人身的天神。战国时的思想家孟轲说：“舜，东夷人也。”《山海经》说，东海之外，甘水之间，有个羲和之国。羲和是个女子，也是帝後的妻子，她是十个太阳的妈妈，她每天都在甘水的深渊为太阳洗澡。这些虽是古代神话，但它说明了人们普遍部认为太阳是从我国东方大海里升起的，这里的先民对太阳崇拜是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　　古文献记述：舜耕于历山，陶于海滨，渔于雷泽。其实“历”有经历之意，这句话应作“舜历山而耕，靠河居住制陶，在湖湾大泽中渔捞”而解。《孟子·离娄篇》：“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人也。”此正指出这样一件事实，舜生于诸冯，诸冯在今诸城一带，历山而耕，沿泰沂山系南侧向西迁徙，经过漫长的历史过程，最后在河南鸣条一带定居，这就是泰山都阵的来历。可见泰沂山南系文化的独立性是有深远的历史根蒂的。我国古代有莒氏部落，其活动范围，北起胶东半岛漫延相属苏北沿海，是我国东方濒海地区海洋文化发达的地带，是先周时期莒氏部落活动、建国的区域，它是重要的文化亚区。这里古代人口稠密，古文化遗存十分丰富，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岳石文化遗址脉络清晰，自古至今从未间断；其文化有独特个性，器物的演变有自己的规律可循，许多学者已经指出：“三代礼器(制)来源于东方。”　　莒地先民最早崇拜太阳并有历史的传承，大量考古资料可以佐证。胶县三里河、诸城前寨、莒县陵阳河、大朱家村、杭头等大汶口文化遗址中均出土器形硕大的灰陶大口尊。笔者认为此器应是祭祀之礼器，其形制和所饰篮纹都一致，其胸部刻有释图象文字二十余个。对这些文字的研究，当首推于省吾先生。继则唐兰、李学勤、高明、裘锡圭等。于、唐两位先生肯定它们是中国最早的文字。这些大汶口文化中的陶文，就是古文字最早的最直系的源头。有的陶文涂朱，似有一层神秘色彩。从陶文的形体、结构来分析，可分为气象、植物、工具、武器、制陶等数种。　　陶文""，于省吾先生释“旦”。其型像日、云、气、山组成。“早晨云气承托着太阳出在山上，形容早晨宛然若绘的旦明景象。”是由太阳离山而得知。它指的是早晨日出的景象。在少昊时有玄鸟氏为主管春分和秋分的历官，叫司分者。《尚书·尧典》记载：“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旸谷：寅宾日出，平秩东作，日中星鸟，以殷仲春……”描述在夷地叫旸谷的地方于春分时祭祀日出，那时傍晚南方中天星象为“鸟”星。判断春、秋分不能用物候，只能采用天文观测，如在部落居住的地方有突出山峰，只要选择观察点得当，在山峰正西方向选择一观测点，在春分时就能看到陶文“�馈彼�示景象。发现需漫长的岁月，最初人们登高望远，逐渐地发现了日出山峰顶正是春播良机，并在春分那天举行宾祭，祭祀日出和春分的来临。　　笔者为了验证这个判断，在春秋分季节曾十次去出土陶文的陵阳河和朱家村遗扯发掘地中央进行考察，观察日出现象，证实寺崮山山峰和屋楼崮是春分日出参照目标，春分到来之时，太阳即出在山巅之上，由此判断“陵阳望春”、“屋楼春晓”无疑是陶文所描绘的景观。　　中国古代关于日月出没于山峰的记载大量见之于《山海经》之中。《大荒东经》和《大荒西经》中各有七条日月升起和下落的山名。诸城市前寨遗址发现过一个刻有陶文“�馈钡牟衅�，其文虽残，但和莒县陵阳河、大朱家村遗址出土的陶文十分相似。它绝非是偶然的巧合，因这三处遗址相距数百里，只能证明这种陶文在东夷之地已较普遍地应用，并已约定成俗。它反映了不同的地区用不同的山作为参照物，用以确定不同季节的日出方向的又一物证。　　　地处东海之滨的琅琊山，群峰秀丽，站立主峰可望茫茫大海，吞云吐雾，气贯长虹。在风和日丽的早晨，登上琅琊台可看到碧海蓝天红日东升的景观。现在琅琊之西，虽尚未发现“�馈碧瘴模�但可以判断，琅琊山古代亦是一座用日出方向确定四时的神圣地方。这里昔有秦代建筑的“四时主祠”可以为证，当年秦始皇东巡琅琊并在此筑台作长期逗留，是有几种原因：　　其一，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统一中国，而在称帝后三年即来东夷之地亲巡，去峄山，泰山、琅琊等地封掸祀山川，刻石立碑以标榜自己的丰功伟绩。更重要的是因东夷古代文化发达，东夷先民自古就造反性强，亲巡远方黎民予以安抚，并顺其民俗民意巩固其统治政权，以展雄风。　　其二，中国华夏民族自古就崇拜太阳，视太阳为至高无上的神。特别是东夷民族对太阳神的崇拜更有其悠久历史传承，不少有关太阳来历的神话故事广为流传于民间，就这些神话故事，再用近年来东夷各地出土的图象文字“�馈毕嗷ビ≈ぃ�使这些神话就会成为真正历史。崇拜太阳不仅在中国民间流传，而在西方国家也是如此。文献记载，历代帝王祭日活动仪式异常隆重。北京日坛，明代所建，坛面初为红琉璃，日坛西向，以象征太阳从东方升起之意。它是明清皇帝举行祭祀大明之神(太阳)的处所，每年春分日出时(寅时)行祭礼。祭日活动，解放之初，莒地依然流传。当年秦始皇东巡至琅琊，当他登山眺望，澄碧空明，海天一色，波澜起伏，红日跳跃，冉冉升起。宜人景色，平生首见。崇敬太阳，油然而生，高筑神台，以祭日出，敬授人时，这应是他修建琅琊台的原因之一也。　　其三，《史记·秦始皇本纪》载：“二十八年始皇东行……南登琅琊，大乐之，留三月。”“作琅琊台，立石刻，颂秦德，明得意。”琅琊山东临黄海，俯仰万里，海涛变幻，龙跳虎卧，气象恢宏，水木清华，环境绝幽，隔海相望，诸岛屿出没于水中，真乃仙境也。故秦始皇留连忘返。　　同时，琅琊湾是天然良港，是我国五大古港之一，具有湾静水深，不冻不淤的优点。自古就是我国陆上交通与海上交通的枢纽，是我国与朝鲜、日本等国各种物资吐纳集散之地，更是船舶活动的根据地，在航海交通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秦始皇屡次东巡，主要是为绥靖东夷区的政治目的服务的；但他也是为了满足自身的贪恋名位的私欲而拜神求药。他所进行的宗教迷信活动，亦是受齐国方士怂恿的结果。公元前219年，他为求延年益寿之药物，便听信琅琊方士徐福上书：海中有三神山，仙人居之，请得斋戒与童男女往求。始皇乃遣徐福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遂不返回。传说徐福居住的地方就是日本的熊野浦，至今那里还有徐福的坟墓。　　关于徐福赴日之传说，中国《史记》、《三国志》、《后汉书》等古籍中有记录；日本的《神皇正统记》、《异称日本传》、《续风土记》等书也有记叙。这饶有意义的事迹，还有待于中日学者进一步考证。　　综上所述，东夷之地从古相传，自有其原始信仰，它就是对太阳神的崇拜，而在民间尤为盛行，这就是古代海滨之地--琅琊人目睹风云变幻，惊涛巨浪，已为大自然的力量所震慑，以为神秘莫测，且又常在大海中捕捞航行谋生时，有时不幸舟覆人亡，也易产生祈祷天地神抵保佑的信念，这种原始宗教的产生蔓延不是偶然的。　　主要崇拜太阳的少昊羲和族，居住在汤谷一带，是太阳神出现并赐福下民的圣地，古史传说把崇拜太阳的羲和族人给神化了。　　许多学者指出，大汶口文化就是少昊文化。著名考古学家给笔者信中说：“泰山是大汶口人的神山。莒县一带就是大汶口人重要的祭祀区域，”用史籍和考古资料对这些古代神话进行印证，可能汤谷就在东海之滨的琅琊一带。这里的先民早在5000年前，就已掌握了用日出方向判断四时，并将这种原始历法用于发展农业和航海事业。东海之滨的夷地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　　秦始皇于其二十八年，自以为统一改制，代表“水德”承运，已经达到了向天报功告成，得到上天承认的时候了。于是率领千乘万骑巡行东方，到海滨琅琊祭祀日神，并为徐福由此东渡求仙药而祈祷。

齐刀“安阳”地望考
毛公强

    大抵在2500年前，东周时代的齐国故土上铸造使用了铭文为“安阳之法化”的刀形货币，考古学界已经确证。“安阳”为城邑地名，“法化”即“法定的标准通行宝货”。对其“安阳”地望，众说纷坛、扑朔迷离。今据前人研究成果，力图将文献记载与考古材料相结合，稍加疏理，试做小考，以求教于诸家。　　以“安阳”命名的城邑，在春秋战国时期的东周列国中屡有出现，仅从先秦货币铭文中考察就有：魏安阳(今河南省扶县东南)、赵安阳(今河北省阳原县东南)、燕安阳(今辽宁省建平县境)、秦安阳(今河南省安阳市西南)等地，上述诸地多系农铲形的布币流通区，与齐刀币者无关。　　齐邦安阳，居其何地，文献记载语焉不详，现将诸家论述录列如下：　　一、曹县东　　汉司马迁《史记·六国年表》记载：齐宣公四十四年(公元前412年)齐伐鲁国的莒及安阳，安阳入齐。又，《史记·项羽本纪》中楚王令宋义救赵于巨鹿(今河北省平乡县西南)，途中“行至安阳，留四十六日不进。”此“安阳”位于今山东省曹县东。丁福保先生在1940年出版的《历代古钱图说》中首言此说。最近，苏晔先生又专文是论。　　二、济南说　　《春秋·成公二年》：鲁、晋、曹、卫诸大夫及齐侯战于鞍。西晋杜预注曰：鞍为齐地。鞍即鞍邑，在今山东省济南市西北。古钱学家遂认为安阳即鞍阳。 　　三、莒县说　　安阳本为莒地。《后汉书·赵彦传》云：“莒有五阳之地。”注曰：城阳、南阳、武阳、开阳、安阳并近莒。此安阳在今山东省莒县与济南之间一带地方。　　四、灵山卫　　清朝咸丰七年(公元1857年)，胶州灵山卫(今属胶南市)古城旁出土了三件青铜器，即著名的齐国官制铜量，根据铭文记载三量之名分别为“子禾子釜”、“陈纯釜”、“左关”。“子禾子釜”器高38.5、口径22.3、腹径31.8、底径19厘米，实测容20460毫升。腹壁处刻有铭文9行计109字。“陈纯釜”器高39、口径23、腹径32.6、底径18厘米，实测容20580毫升。腹壁铭文7行为34字。以上两器形体相同，似坛，圆口，深腹，腹部有对称半环形耳。"左关��"器高10.8、口径19.4厘米，容2070毫升。铭文4字，形如碗，有流。三件铜量均为田齐时期具有代表性的标准器，是研究古代度量衡制及齐国史的重要资料。其中“陈纯釜”铭文称其所在地曰“安陵”，郭沫若先生研究指出：此“安陵”即在灵山卫故城。《中国历史地名辞典》亦云：“安陵邑，战国齐地，在今山东胶南县东北。”　　安陵古城位于今胶南市城北十五公里处，北倚小珠山，南濒黄海，与灵山岛隔海相望。又是胶州湾中的古港，与齐国著名的琅琊军港(今山东省胶南市)相临。西周时期，此地属莒国，且与莒都“介根”(又名“计斤”，在今山东省胶州西南三里河一带)相距较近。其经济文化已发展到相当水平。近年来，在灵山岛西部沙嘴子村出土的西周铜鼎、铜锛、陶器等珍贵文物即是例证。春秋初期莒国迁都于莒(今山东省莒县境)，城邑旋即属莱，齐公灭莱后该地归齐。附近山陵连绵，矿藏资源丰富，尤以品位较高的铜、铁为主。《管子·轻重戊》载：“莱、莒之山生柴，君其率白徒之卒铸庄山之金以为币。”又谓：“令左司马伯公将白徒而铸钱于庄山。”安陵之地先属莒，后为莱，再归齐，故《管子》仍曰“莱、莒之山”。陵，丘陵，系大土山。我国古代哲学思想认为存在于宇宙间的一切事物中都有“阴、阳”两大对立面。按此，山陵与山谷相对，陵为阳，谷属阴。又，山之南、水之北亦则阳。故此，安陵、安阳同义相通。由上揆度，“安阳”当在“安陵”附近；安阳、安陵或即一地；或属先后异名。　　安陵之地又迫近海湾，为齐国水陆贸易的海上交通门户。随着商品交换规模的逐渐扩大与经济物质基础的不断发展，安陵港到战国时期就逐步发展成为齐国重要的商业性港口。“齐国三量”的出土更表明了安陵在齐国的显著经济地位。所以，作为齐国“左关”的安陵与大邑即墨一样，具备铸造货币的条件，也符合东周时期城邑铸币的规律。至于安阳刀的铸行时间，应为齐灭莱以后，当在春秋中晚期或战国早期。是否如此，有待于考古发掘的证实。

从徐福东渡看齐文化发展繁荣
朱亚非

（一）
秦代徐福集团三千童男女东渡日本，是古代中外交往史上一件划时代大事，也是山东沿海人民最早大规模走出海外的一次壮举。徐福集团东渡，自山东半岛经过辽东半岛、朝鲜西海岸南下，渡过对马海峡到达日本南部。开辟了自山东半岛到日本的北方海上丝绸之路。同时徐福集团东渡，对朝鲜半岛南部和日本社会的进步和经济发展都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这种作用与影响已为中日韩三国研究者所公认。徐福已成为早期中日韩朝人民友好和友谊的化身。　　近些年来，中日韩三国学者对徐福的研究日益深入，出现了许多有影响的研究成果，但在对徐福东渡的背景与原因的研究上，多从政治环境上去加以考虑；而对地域文化的发展对徐福集团东渡所产生的影响论述较少。然而徐福东渡这种大规模走出海外的举动，绝非是徐福 一时心血来潮，也并不是秦始皇一纸诏令即可成行。徐福东渡是与当时中国社会大环境分不开的，也是与齐地文化的繁荣发展分不开的，是博大精深齐文化所包含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在秦代历史舞台上的一次大展示和向周边国家的一次大输出。
（二）
首先应该看到，徐福集团东渡与当时齐地深厚的多元化思想文化氛围是分不开的。齐国在战国时期是中国文化中心，各种思想流派的代表人物汇聚于此，各种思想流派互相争鸣、互相交锋，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在百家争鸣中，各种学说又互相融合，互为补充，取长补短，形成了风格各异的思想体系，这对齐地士人影响极大，使他们开阔了视野，增长了见识。秦统一以后，虽然采用法家路线制定国家政策，并作为指导思想，但在齐地尤其是山东沿海影响较大的仍然是邹衍等人的阴阳五行说和田骈、接子等人的道家思想；信崇其学说的方士们鼓吹大小九洲说，海外有仙山、仙药等，鼓励人们认识海外，走出海外。因此，求仙药、求神仙、追求长生不死之术风尚十分流行，对包括帝王在内的各阶层都产生很大影响。正如《史记•封禅书》所言：“自齐威宣之时，邹子之徒论著始终王德之远，及秦帝及齐人奏之故，始皇采用之……驺衍以阴阳为主，显于诸侯，兴而燕齐海上之方土传其术不能通，然则阿谀苟言之徒自此不可胜数也，自齐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莱、方丈、瀛洲。”　　在齐地方土宣传海外有仙境、仙药，倡导人们走出海外的鼓动下，秦始皇曾四次巡视山东沿海，所到之处刻石立碑，让文人为其歌功颂德，遥望大海更是渐入仙境。公元前219年，他“登琅琊，大乐之，留三月。”并批准徐福入海求仙人。公元前215年，他在碣石让燕方士卢生入海求羡门、高誓等古仙人。公元前210年，他乘船下海“自以弩候大鱼射之，”并第二次派徐福带三千童男女出海。秦始皇还在沿海建了“八祠”等入海求仙的祭祀设施。这种自战国时代开始封建帝王的求仙活动一直沿续到汉武帝时期，武帝曾七次沿海，“欲浮海求神仙”，在被群臣劝阻后，又“复遣方士求神怪”，“采仙药，以千数”。自战国到汉初，山东沿海方士的入海求仙之风盛行，激励了统治者走出海外寻求仙境的愿望与追求，这就为徐福集团东渡奠定了思想基础。　　徐福集团数千人扬帆东渡，要到遥远的海外去寻找立足之地，在经济上必须要有充足的物质准备，而这种物质准备，又必须要与当地经济发展的水平相适应的。就是说齐地必须要有大量的物质能够提供给这支数千人的集团以远航使用。尽管徐福东渡获得秦始皇批准，大量的运航装备是由秦朝官方采购的，但是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筹集起数千人远航甚至在海外生活所必须的生产工具、种子及衣服、粮食及各种生活用品，也并非易事。这些远行海外需要的大量物质装备只能在当时经济发展较快的齐国地域才能获得充分提供。 战国时期，作为齐国腹地的山东半岛，生产力的发展已具有相当规模，如铁器生产，解放后出现的齐叔夷钟所刻铭文就记载了齐灵公一次赏给叔夷的造铁徒就多达4000人，足见齐地冶铁规模之大。到汉武帝时，全国有铁官48处，山东就有12处。齐国纺织业更是举世闻名，号称“冠带衣履天下”，临淄作为当时齐国纺织业中心，丝织品不仅产量多，而且质量高，汉代人史游在《急就篇》中说：“齐国给献素缯帛，飞龙凤凰相追逐，”描述了齐国纺织品的华丽。战国至秦代，齐国都城临淄也是全国最大的城市之一，有7万户人家，城内有集中的工商业区，并有相当规模的铸币、铁器作坊和商铺。苏秦曾描述临淄的繁华情况，用了“车毂击，人肩摩，连袄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史记•苏秦列传）的名句。　　另外山东沿海一带，多丘陵、山地，自古盛产木材，造船所用的楸木等木料，在此能够得到，也保证了徐福船队出海造船的需要。再加上山东沿海港口众多，自商周以来就多有对外贸易的活动，沿海地区人们对航海知识并不缺乏，走出海外并非是一件困难的事情。　　徐福集团东渡成功，与齐地社会状况也是分不开的，秦代推行法家路线、赋税重，以致“男子疾耕不足于粮饷，女子纺绩不足于帷幕，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养，道死者相望”（《汉书•主父偃传》），再加上秦朝法律严酷，往往是一人犯法，罪及三族，全国有罪犯二百万人，几次大的工程所征发的徭役，又使数以百万人死亡和流离失所，社会极为动荡。山东地区阶级矛盾也很严重，前219年，秦始皇在出巡河南、山东交界之地险遭被刺，“为盗所惊，求弗保，令天下大索十日。”（《史记•秦始皇本记》），前211年，东郡（今菏泽一带）有人在郧石上刻“始皇帝死而地分”，几个大字，号召人民反抗，秦始皇竟下令“尽取石 旁居人诛之，因燔销其石”。（同上书）　　对于长期坚持多种学说并存的齐地的知识阶层，更被秦朝统治者看做是企图瓦解秦朝中央集权的离心力量。先是以齐人淳于越、薛人叔孙通，孔子后代孔鲋为代表地山东士人要求分封，被李斯指责为“以非当世，惑乱黔首，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同上书）继而又发生了燕、齐方士候生、卢生先是攻击秦始皇“天生刚戾自用”，而后又借求仙想逃走。秦始皇一怒之下，下令焚书坑儒，受打击的士人阶层首当其冲的是齐鲁儒生及其它学派的知识分子，齐地士人对秦始皇的不满与反抗的十分剧烈，他们或散布对秦的不满，或加入到反秦洪流中去。　　徐福是崇信道家学说和阴阳家说的方士，与齐地知识分子们一样，不满于秦的暴政，但他对当时现状有清醒认识，知道仅靠少数人无力改变现状，只能采用智慧和谋略骗取秦始皇的信任，走出海外寻求发展。他充分抓住了秦始皇寻求长生不死之药的心理，几经运筹，精心准备，吸取了候生、卢生等人不成功的教训，在得到秦始皇的批准下，组织起一个能够到海外开发的数千人庞大集团和雄厚的物质基础，扬帆东渡，进行了一次有组织、有目的的海外移民活动。　　徐福东渡给当时齐地带来极大冲击，也给山东沿海人民开辟了一条躲避战乱和暴政的自由道路，到海外求生存、求发展，成为当时深受苦难的齐地人民的一种选择。秦汉时期，他们的足迹遍存朝鲜和日本，把丰富多彩的各地文化带入这些地区，为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的开发做出卓越贡献。因此，可以说徐福东渡将齐文化向海外传播起到了开创性作用。
（三）
徐福集团大规模东渡海外，可以说是中国人民尤其是山东人民早期认识海外、走出海外、创业于海外的一次成功尝试。徐福集团东渡，在中国人民走向世界的历史上有着极为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虽然由于历史的记载不详，给徐福集团东渡蒙上了扑朔迷离的面纱，徐福东渡的价值和意义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得到应有的认识和开发。但随着近年来国内外徐福问题研究的日益深入，徐福作为一个航海家、政治家和中日韩朝友好交往的使者，其重要性已逐渐为人们所认识，徐福东渡集团为开发日本列岛和韩国所作出的历史贡献也为三国人民所承认。尤其是在中国和平崛起的今天，我们更加需要一个和平安定的外部环境，更加需要与邻国发展友好关系，因此深入探讨徐福集团东渡对于发展中、日、韩友好，化解矛盾，增进与邻国之间的交往和友谊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作用。　　徐福集团当年顺利实现东渡，是与齐文化繁荣发展是密不可分的，无论是从物质上还是精神上，如果没有齐文化在意识形态领域上所出现那种百家争鸣的局面，就难能有徐福东渡这种高度的智慧与勇气。如果不是有当地齐地人民对海外的那种深刻认识，也不可能出现那种数千人大规模东渡，去海外求生存和求发展的局面。如果没有齐国当年繁荣发展的经济，就不可能支撑徐福集团东渡，难以形成东渡需要依赖的强有力的物质基础。因此可以说徐福东渡是齐文化繁荣发展的一次实力检阅，是齐文化走出海外的实践与结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