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秘文字化石：江永女书传奇

江永女书又称“女字”，千百年来一直流传在湖南省江永县上江圩镇及其近邻一带妇女中日常生活的符号体系。女书的文字形似汉字，但与汉字不同，其形体倾斜，略呈菱形，笔画纤细飞扬，自由舒畅，当地妇女把它叫做“长脚文”。其书写款式与中国古代线装书相同，上下留天地，行文自上而下，走行从右至左，通篇没有标点符号和横竖笔画。

女书既不属于官方，也不属于宗教团体，它的使用者、欣赏者乃至创造者都是普通的农家妇女，这在世界都是罕见的现象。其传承是母女世代传袭，上辈传下辈，传女不传男。它是当地农村妇女，特别是中老年妇女的文化工具。女人们用女书编歌和创作，女书作品几乎都是诗歌，主要为七言诗，每篇长的可达四五千字，短的只有几十字，一般书写在精致的宣纸、扇面、布帕上。女书叙述的事都是妇女的事，包括婚姻家庭、生产劳动、社会交往、女红艺术、文化娱乐、风俗习惯、宗教信仰、道德情操等多方面，系统地反映了上江圩乡及其邻近一带妇女的喜怒哀乐。

目前虽然没有女书由谁创造的结论，但有一点肯定的是：女书是由当地女性创作和发明的。从未接受过教育的山村妇女能够创造出一套完整系统的妇女专用文字，是举世无双的。女书作品可分为创作、记录、翻译三类，主要记录的是一些女性形象为主的故事。创作是自己炼词造句，连句成段，集段成篇，包括三朝书、结交书、慰问信、祝贺信、传记、祭文等；记录作品包括儿歌、耍歌、哭嫁歌、祷神诗、歌谣、谜语等，是记录流传在民间口头上的东西；翻译是指社会上流传的汉文唱本，如梁山伯与祝英台、卖花女等，还有一些唐诗宋词。其中最普遍的文章是女性为自己或自己亲友所写的自传，而这些自传总以一些气势磅礴的话语开篇，如“不唱前朝与后汉，单说我姓某老艺人”等等。可以说女书是在当时女性不能读书的背景下，创造出的一种让女性抒发内心苦闷的方式，实质上是一种文化抗争，标志着女性自我意识和群体意识的觉醒。另外，一些女书作品主要描写当地妇女的生活，每逢节日，当地妇女们聚在一起，共同吟诵女书作品。此外，它还用来通信、记事、结拜姐妹、新娘回门贺三朝等。

这种文字，只有当地妇女学习、使用，男子不识，也无人学习，因此称为女书或女字。女书是这个“女儿国”的产物。在这个独特的女儿国中，妇女们以女书结交联络，以女书为纽带维系着的那片与男性社会隔绝的狭小的女性天空。结拜姐妹之间的思想交流与情感交流远胜于夫妻男女之间，她们借着女书这种自己专用的交际工具，可以随时记录自己的生活，结交姊妹，互通书信，倾诉苦情，发泄哀怨，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尤其是生活中的苦难与忧愁，比如：家庭的变故、失去亲人的悲切、生活的穷苦、日子的艰难、对结拜姐妹的思念、对婚前无忧无虑的少女生活的怀念等等。她们的这种诉苦不是使人抑郁的，相反它们有些还起到引起共鸣、相互鼓励的作用。如《结交书》中所唱：“结下好情义，二人识得书。依我们心上，成双成对行。”在当地新娘出嫁的仪式上，姐妹们用女字书写“三朝书”作陪嫁贺礼，且当众宣读，极力表现的是亲人别离在自己心头引起的浓重难解的忧愁。与传统的表现离情别绪的女性作品不同的是，离别的对象不是丈夫或情人，而是姐妹，这种情切切、意惶惶的离别不是异性之间的情别而是同性之间的友别。她们从自己写书吟唱中得到发泄，从姐妹的回信相劝开导中得到安慰，从相互传阅的女书中看到总有比自己更为苦难的人。可以说女书是一种积极的心理调节，某种程度上还散发着自由的光彩，对女人们来说是一种娱乐和享受。显然，女书是江永民间妇女私密之间交际和娱乐的工具，女书以它特有的文化力量，把那些同处社会底层的被压抑的女性集聚起来，结成以结交女友的组织形式、以写唱女书为活动内容的社群团体。

也许是瑶族习俗的一种体现，也许男性有受传统汉语教育的权利，女书只在妇女之中传承使用，传承方式为老传少，母传女，世代传袭。女书没有自己的传习机构，没有推行设施，仅凭山区洞场农家妇女的双手，家传亲授，世代沿袭。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当地妇女拥有了受教育的权利，年轻女性可以学习汉语，并用之进行交流，女书传人日益减少。

女书作品基本为七字韵文的诗歌体形式，与中国民间文学的格式有点类似。同时因流传范围小，仅在狭小范围内的农村女性中交流、传承，因此没有印刷出版物，而是用棍子、毛笔沾墨汁写在毛边纸上、折扇、手帕或花带上。通过“老传少、母传女”的方式，当女人们在家里纺纱、缝纫、做饭和唱歌的时候，女书也就代代相传。旧时当地不少女子采用这种男人不识的“蚊形字”互通心迹，诉说衷肠，将其刺绣、刻划、戳印、书写于纸扇巾帕女红，传记婚姻家庭，社会交往，幽怨私情，乡里逸闻，歌谣谜语，也编译汉文唱本。

女书字形有甲金文的风格，但又迥然相异；它秀丽娟细，造型奇特，古意盎然。近二千个符码，只有点、竖、斜、弧四种笔划，书写多呈斜体菱形。 其书写规则是，行文时，由上而下，自右及左，直行书写，字形倾斜，周围还描上装饰花纹。

“人死书焚”是女书的一大特点。主人去世后，它们多作为殉葬品焚化或掩埋，只有寥寥少数作为纪念品珍藏保留，因此民间遗存极少。女书所有者临终前都要嘱咐亲友，在她去世时，必须把自己的所有女书文本像钱纸一样地焚化，以便她能把自己的女书作品带到“阴间”。历代的女书文本就这样随所有者的逝世而消失。因此，人死书亡，每本女书作品最多不超过两三代人，现存在世的只有近代的少数女书作品。我们现在见到的女书文本，最早的也没有超过清代中叶，清初以前的古本女书早已荡然无存。现在能认识女书的人，在上江圩乡及其邻近一带已经很少了，能用女书撰写作品的几近于无，前几年有几位耄耄老人都已带着她们的女书进了坟墓。

女书本身的殊殊性，女书古本失存，当地居民族谱、碑文也毫无蛛丝马迹。新中国成立后，女童都有机会上学学习汉语，并用汉语进不同层面、不同角度提供了大量的女书研究资料，无疑促进和推动了女书研究的行交流，女书在现代已完全失去实用价值，宣告完成了其历史使命。作为人类一种独特罕见的文化遗存，江永女书向世人提供了一串深不可测的谜，一团至今仍未拨开的雾。

女书产生于何时？女书传习均属家教亲授，世代相传，不知流传了多少年，也不为外界知晓，连著名的语言学家季羡林先生听说女书后，也感到“闻所未闻，见所未见”。在探讨女书的历史来源上，众说纷纭。如中南民族大学女书文化研究中心名誉主任谢志民教授认为：“女书起源甲骨文。”武汉大学女书研究中心主任宫哲兵教授认为：“至少目前为止，女书起源为明清。”湖南省省会科学院的女书研究学者梁绍辉认为，女书是母系社会的一种文字，它要比甲骨文、金文还要古老。还有学者认为，它来源于中国远古时代的一种部落语言。另外还有“王妃造字”、“盘巧造字”等女书起源的历史传说。

为什么只在江永一带出现？女书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迄今为止只在江永县上江圩乡及其周围方圆不到百里的范围内流传。这是为什么呢？目前仍无确凿的答案。也许这里的风土人情和社会环境为生成这种特殊文字提供了便利。江永地处湘桂粤边界，人口以瑶族为主。这里盛行出嫁姑娘不落夫家的习俗，男女异性交往在婚前受到隔离，婚后，只要女方没生子女，便不能与丈夫真正组建家庭，而是住在娘家与同性伙伴一起纺纱织布。所以这里的妇女对娘家女性伙伴的感情远远超过对丈夫的感情。江永一带广为流传这样一句话：“姐妹面前不讲假话，丈夫面前不讲真话。”这种习俗不仅促成了结拜姊妹风俗的延续，也使得已结拜了姊妹的女性更严密处把自己封闭在女性社会里。据老人们的回忆和文献记载，历史上江永及周边地区，妇女尤其年轻姑娘之间，盛行结交“老同”（生辰同者或亲密女友间互相结拜），双方家庭为此专门修书，还有结拜仪式。结拜姐妹情如同胞手足，经常在一起纺纱织布，描花刺绣，经常在一起学习女书、唱读女书．甚至同起同坐，朝夕不离，“清朝起来陪到黑，夜点红灯不舍离”。她们有心事则互相吐露，有难处则互相商量，有欢乐则同享，有忧愁则共分。这种结拜促成了当地那种一方面与男性社会隔绝，另一方面内部又特别活跃的“女儿国”的形成。“定结交”可以说与女书相伴相生。然而，这仅仅是推测，女书在此地形成仍有待学者深入研究。

为什么仅限于女性流传、使用？女性在使用女书这种文字时事实上都是公开的，为什么仅限于女性流传和使用呢？目前也无令人信服的理由。有学者认为“之所以只有女子懂，最大的原因很可能是男人对这种文字根本就不屑一顾”。有学者认为女书某种程度上说就是一种“苦情文学”，在男尊女卑的社会里女子找到了这样一种表达心声的工具。女书研究者经过多年的考察和多方面的搜集，在600余件尚可辨认的原件中，整理出429篇17万字的女书作品，其中婚嫁类140篇；申说苦情类40篇；结交姊妹类20篇；纪史叙事类32篇；宗教祭祀类10篇；民革、谜语、翻译作品等约160篇。记录了当地妇女们的生活与情感，以悲切、伤感、抒发痛苦为基调。妇女们不用男书（汉字），客观上是因为她们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主观上是因为她们不愿意像男人透露自己的心声。还有学者认为“女书为什么只在女性中流传而男性不认识看，女书是瑶族社会中男女平等的民族习俗的体现。”“历史上处于支配地位、掌握族中大权的瑶族妇女，理所当然地首先掌握这女书这一民族文字与民族文化。一代又一代瑶族女性当然就是掌握、学习、使用女书文字的传人。”

按照当地妇女的风俗习惯，女书作品常作为殉葬品随葬或焚化，现存在世的只有近代的少数女书作品。近百名日本、加拿大、德国等国学者先后赴女书流传区考察，并以高价从当地群众手中购买女书作品，致使一部分珍贵的女书作品流失到海外。海外一些学者的“掠夺性研究”导致本来遗存极少的女书原件大量散失流失，目前流失到海外的女书原作及文化遗物至少达百件，其中有不少是珍本、甚至是孤本。

女书的流传自清末以降即已转向衰替，作为一种书面交流工具，可以说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但女书作为极为珍贵的文化遗产，无疑是世界文字当中的活化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