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财富占有关系的变化(三)

　　前面讲过，我的家解放前是个欠债累累的农奴。我6岁那年，虽然西藏已经进行了民主改革，家里分得了18克土地，但不巧遇上了“三年自然灾害”，生活还是比较艰辛。由于父亲早逝，一家六口人的生活重担全落在母亲一人肩上。当时哥哥姐姐们能干农活，可是天不作美，风不调雨不顺，有力无处使。直到现在我还清楚地记得有一次我闹着要糌粑吃，母亲心疼地哭了。当时我不知道家里好几天断了粮，只靠政府的一点救济粮维持。即使这样，从封建农奴制度下过来的母亲，对当时的生活已经很满足。因为解放以后，我们再也不用为领主支差、交地租，也不再是土地的奴隶，而是土地的主人。母亲鼓励我们说，几天断粮算不了什么，只要土地是自己的，生活肯定会好起来的。　

　　自然灾害结束后，我们家和其他农家一样粮食够吃，生活逐年好起来。家里添置了一些家具，过节过年时全家人有新衣服穿。我也有条件上学读书，直到上大学。　

　　１９７５年，我从北京中央民族学院毕业回家时，家里的变化实在令人感叹不已。头一顿饭姐姐给我端来一碗炒鸡蛋、一小锅手抓羊肉和米饭。这是我在家头一次吃到这么丰盛的午餐。晚饭还有鸡蛋面和酸菜。晚上睡觉时，给我准备了绸缎被面的棉被和新“卡垫”（用羊毛织成的床毯，价值上千元）。我原以为这是对我的“特殊照顾”，其实，他们每人都盖棉被加藏被，只是被面是花布而已。　

　　第二天，全村人为我这个村里第一个大学生，而且是从北京来的，举行了一次隆重的“欢迎仪式”。家家户户长者提着青稞酒壶，怀里揣着哈达，给我接风。一时间，院子里挤满了父老乡亲。他们问这问那，询问祖国各地的新鲜事，畅谈他们今天的生活，不时轮番给我敬青稞酒。我为乡亲们的热情而感动，也为家乡的变化感到由衷的高兴，从他们的表情、面色和穿着上不难看出，家乡人再也不用为口粮不够而发愁了。　

　　１９８０年以后，中央政府经过调查研究，根据西藏实际情况，制定了“土地归户使用，自主经营，长期不变”、“牲畜归户，私有私养，长期不变”、“免征免税”等一系列特殊政策，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牧民的生产积极性。我每次回家探亲都能感受到新的变化。乡亲们说：“这下可好了，真正感受到当家作主的滋味！”　

　　村里的年轻人包括小时候和我一起放牛，一起拣牛粪的一些朋友穿戴开始讲究起来：男人们穿黑色藏袍，脚穿皮靴，有的还戴上了过去农奴主或富户人家才有的金、银耳环；妇女们打扮得更耀眼，黑色或藏蓝色短袖藏袍，配上色泽鲜艳的围裙和丝绸、化纤衬衫，一些妇女在节日里还穿高跟鞋，戴上了手表和手镯。　

　　他们告诉我，现在到田间劳动，年轻人没有一个不骑自行车的，中午在田间吃饭，每个人还要带可口的菜，如果菜做不好还受人耻笑。　

　　我的老家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母亲去世后家里由大姐姐掌管，全家6口人，有２５亩耕地，自主经 营，每年生产粮食１.５万斤左右，有近百只羊、 １５头奶牛、耕牛及其它牲畜，还有手扶拖拉机、播种机、脱粒机等农机和磨面机。1992年第二次翻修、扩建了住房，家中既有经堂、客厅、卧室，又有厨房、储室、畜圈、粮库等。姐姐自豪地对我说：“过去庄园主的房屋也不过如此，玻璃窗户还没有那麽大，过去‘德巴’（代理人）到拉萨去要骑一天的马，我们现在坐在自己的手扶拖拉机上3个小时就到了。”　

　　由于工作关系，笔者参加工作20多年来，从藏东昌都到西部阿里高原，从藏南边寨到藏北牧区，几乎跑遍了整个西藏，亲眼目睹了西藏广大农牧区正在发生的巨大变化，也了解到了西藏普通人的真实生活情况，在这里我们想叙述几段有趣的故事。

　　在西藏民主改革３０周年之际，我们访问了西藏山南乃东县凯松村。坐落在雅鲁藏布江南岸的凯松村，是１９５９年民主改革前凯松庄园所在地，主人是原西藏地方政府四大嘎伦（大臣）之一的索康．旺青格勒。因这里有丰腴的土地、充足的劳力和丰富的资源，建庄园时起名为“凯松”（藏语意为“叁得利”）。据统计，庄园全年可收入１.５万多克粮食，索康占去1．2万多克以上；全庄园３００多名农奴，却只能得到不足３０００克的粮食，仅够半年口粮，还要上交地租、苛税和高利贷。因此，这里过去年年有逃亡户，有差巴失掉土地变为堆穷的，有由堆穷变为朗生的，有的还沦为乞丐。　

　　我们叩开尼玛次仁家的大门，访问这位当年的农奴。他回忆说，民主改革时他只有24岁，却已当了１６年的农奴。他清楚地记得农奴主曾对他的母亲说：“他是我的，我愿意把他揉成团装在兜里，随我；我高兴把他拉成条，围在腰上，也由我。”尼玛次仁说：“当时顾不上什麽人身自由，只要能填饱肚子已经是很不错了。”　

　　尼玛次仁说，现在家里打的粮食吃也吃不完，每年还出售商品粮况２０００多斤。农闲时，他和儿子外出做点小生意，一年下来收入２０００多元。　

　　和尼玛次仁一样，昔日凯松庄园的农奴和奴隶们的生活也发生了质的变化。他们成了土地的主人以后，生产出比过去多几倍的粮食，现在家家户户有余粮，而且全村每年出售商品粮 １４万多公斤，全村人均收入达到７００多元，人口由原来的３００多人增加到７００多人。昔日连货币都难得见到的人们，如今用自己的钱买了７０多台拖拉机、卡车、手扶拖拉机，还有收割机、扬场机和磨面机，每家每户都盖上了新房。　

　　粮食年年有余，这对西藏解放前处于半饥饿状态的农奴来说是天大的喜事。然而我们在西藏日喀则地区江孜县探访时，却遇到了丰收带来卖粮难的问题。50岁的拉巴诺杰是江热乡的一个农民，30年前当他还是西藏最大庄园――帕拉庄园的一名奴隶时，拉巴诺杰的最大愿望莫过于填饱肚子，他从来没有想到自己会有一天因为粮食太多卖不出去而发愁。　

　　在他新盖的两层楼房里，拉巴诺杰骄傲地领着我们参观了库房内一堆堆装满了小麦和青稞的麻袋。这是他们5口之家的余粮。拉巴诺杰家种有22亩地，每年能打1．6万斤左右粮食，除去用于做糌粑和青稞酒外，还有将近1万斤左右的余粮。他急於出售部份粮食而购买化肥，但由于近年来各地都风调雨顺，加上科学种田，粮食年年增产，市场已经饱和，卖不出好价钱。据了解，当时仅在日喀则地区粮食局仓库已经堆满了3．5万吨粮食。因此，当地政府只有帮助农民探取粮食转化工作，如发展食品加工业、饲养家畜，将粮食运往牧区换取畜产品等。　

　　西藏民主改革30多年来，过去占总人口９５％的农奴和奴隶们，不仅在政治上获得了人身权利，作了主人，而且在经济上获得翻身，逐步走上富裕之路。那么，过去占总人口 ５％的农奴主阶层，现在的生活又怎么样呢？　

　　顺便要说明的是，民主改革时，对农奴主的土地和其它生产资料采取了两种办法：一是对反对民主改革，参加旨在分裂祖国的武装叛乱的农奴主的土地和其它生产资料，采取没收的办法；对未参加叛乱的农奴主及其代理人，采取赎买的办法。据统计，全区总计应赎买土地90万克，占全区总耕地面积的32％；牲畜８２.４万头，占全区牲畜总数的29％；房屋6．42万间，农具2万套。赎买的价格采取协商的办法，使贵族和农奴多数都觉得比较合理。　

　　对没有参加叛乱的农奴主，采取赎买政策后，他们不仅得到了一笔可观的赎买金，而且尽可能地被吸收和安置到各级政府、政协、佛协等机构工作，发给工资，甚至改造后的参叛人员也安置在这些部门工作。就现在而论，西藏自治区政协２０多位副主席中，绝大多数是过去的农奴主，其中拉鲁．次旺多吉是1959年叛军的司令，自治区政府、人民代表大会一级高级官员中也有4名是过去的贵族和活佛。　

　　当然，在“文化大革命”中，这些上层人士受到牵连，包括他们的财产也受到冲击。　　

　　我们曾访问过藏北的一个“牧主”，他叫强巴，当年45岁。１９７１年“文革”时期，因为强巴的父亲和岳父都是牧主，所以他和妻子都被重新划定为“牧主”，直到１９７９年。强巴回忆说：“那时我们家的生活是艰辛的，除了每天劳动挣工分养活自己外，还要无偿地为生产队干许多零碎活。”强巴风趣地说：“有点象过去农奴支差一样。”　

　　那几年里，强巴一家努力劳动，但每年都要欠生产队二三百元钱。但他说：“从未饿过肚子。”生产队保证每个社员的基本生活，诸如口粮、酥油和肉。　

　　１９７８年底，中共中央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强巴一家的生活开始发生了变化。１９７９年强巴摘掉了“牧主”的帽子之后，他又得到８０００元作为对他的被没收的财产的补偿。　

　　我们访问强巴时，他一家的生活状况相当不错，他已拥有７０头牦牛。２３０只羊、４匹马，年收入超过了７０００元，在他居住的那曲地区达嘎多村里的１２户人家中居中等水平。　

　　强巴对他在「文革」中所受的苦毫无怨言，因为他知道当时整个中国处于大动乱之中，受冤屈的人很多，包括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他说：“要是整个村子都被洪水淹没的话，你是找不到一块干石头的。”　

　　强巴告诉我们，他现在的生活很幸福，盖了4间新房，花１０００元购买了一架风力发电机，供照明。因为有了电，还准备买一部电视机。　

　　强巴家里有７个孩子，最大的21岁，最小的２岁。最大的女孩在那曲镇一家商店里工作，每月有工资。其余小孩有的上学，有的在家放牧。　

　　孩子上山放牧后，强巴和他的妻子留在家里，他妻子打水、做饭、提炼酥油；强巴则捻毛线、制绳子、修理牛羊圈。每年夏天，强巴都要带上酥油和牛羊肉到农区交换粮食，他说：“不过，现在市场活跃，不出门也能换上。”　

　　强巴说，尽管过去他的财产相对比现在多，但他现在心情更舒畅。因为过去是剥削别人，而现在是自食其力，活得自在。

　　他最大愿望就是要把孩子们教育成为正直的人，靠自己的劳动致富。　

　　以上是西藏社会最基本的成员――普通人的生活情况。那么，现在西藏社会总的收支情况又如何呢？

　　最新统计数字表明，1993年，西藏国民生产总值达到36.5亿元，其中第一产业达到１７.７亿元，第二产业达到 ５.３亿元，第三产业13．5亿元；农牧民人均收入为５１５元；地方财政收入1．49亿元。　

　　这与民主改革前每年财政收入400万元相比，是个相当大的变化。然而，西藏的财政是建立在十分薄弱的经济基础上的，财政收入来源主要仍是中央财政，依靠全国人民的支援。据统计，从 1951年到现在，中央给西藏的财政补贴和各种专项投资累计达250多亿元。　

　　中央拨给西藏的这些钱，除了用于事业经费包括公职人员的工资、卫生保健事业（包括农牧民的免费医疗费）、文化艺术事业等外，主要用於西藏教育、农牧业等方面，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建设项目，都与西藏人民的切身利益有关。　

　　解放前，西藏的教育事业十分落後，９５％以上的农奴和奴隶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适龄儿童入学率不足2％。和平解放后，特别是1959年民主改革后，西藏各族人民在建设团结、富裕、文明的新西藏历程中，越来越深地体会到，现在教育成为高原现代化建设的战略重点。西藏的教育事业费的支出从１９７９年的２１９１.７万元增加到今年的１.７亿元。目前在校学生近２０万人，适龄儿童入学率达５０％。为了加速教育事业的发展，1980年起，地方财政对县以下重点中小学的在校生实行“包吃、包住、包穿”的三包政策，并在内地举办了西藏中学。同时，财政的大量投资，使学校面貌发生了显著的变化。1980年到1993年，全区校舍面积由２８万平方米猛增到２７０多万平方米。这一期间教育战线向社会输送各类毕业生１０万多人，成为西藏现代化建设的巨大财富。　

　　与此同时，作为国民经济基础的农牧业，由於发展水平不高，1980年至今，一直免征农业税，财政在支持农牧业的发展上拨出巨款。１９８０年以来，财政累计拨款付支农资金近16亿元。从 1985年起，每年安排5。。万元用于商品粮基地建设。到目前为止，西藏财政在全区建立起了人均占有量居全国第一的农用固定资产体系。　

　　有财政的大力支持，有效地增强了农牧业综合实目力。近几年来，农牧业连续5年夺得丰收，去年全区粮食总产达６.６９亿公斤，年未各类牲畜存栏２２８０万头只。而１９５９年民主改革前，牲畜总头数只有９５５万。现在全年肉类总产量１亿公斤，奶类产量１.８５亿公斤，分别比１９８０增加１０８.４％ 和８７.４％。农牧业收入的增长，使群众的手头开始富裕起来，农牧民除在农闲和牧业生产淡季，搞些以商业、纺织、种植等副业外，还在全区兴办起９１１８家乡镇企业，职工总数达５.１万人，企业固定资产总值达1.45亿。这些资金都是从西藏地方财政和中央财政每年１０亿多元的补助中支出的。据西藏财政部门介绍，为保证西藏经济基础设施，解决经济建设中“瓶颈”问题，扶持新型产业，增强经济实力，国家每年安排大量的专项投资，使西藏出现了一系列的“第一”。　

　　１９５９年，国家投资的西藏第一家皮革厂，在拉萨西郊建成。现在这个厂引进德国技术产品已由过去的１０多种增加到如今的７０多种，数百个型号，３５０多名职工中藏族占的６９.５％。　

　　１９６０年国家投资１１６０万元的西藏第一座水泥厂在拉萨西郊建成。目前，这个厂经过国家扩建，年产水泥11万吨，９００多名职工中８０％是藏族。　

　　１９６５年３月１日，西藏第一条民用航线，北京一成都一拉萨正式通航。１９６６年１１月贡嘎机场建成。目前，这个机场经国家投资２.７３亿元扩建，建起国内最长的民用飞机跑道、现代化的候机楼，先进的通讯导航设备，可起降国内任何大型客货机，成为中国海拔最高的现代化口岸机场。　

　　１９７７年７月，西藏第一个地热电站在绿草如茵的藏北草原建成发电。目前，这个电站经过国家先后投资2亿余元，已成为中国最大的地热试验基地，装机容量达2.5万千瓦，名列世界第十位。　

　　1989年，国家投资２４００万元的西藏第一家啤酒厂在拉萨北郊建成。目前年产“药王泉”牌啤酒５０００吨，已销售到区内外，准备打入国际市场。　

　　这一系列西藏“第一”，如雨后春笋般地从高原古老的沃土中冒了出来，预示着西藏经济建设春天的来临。　

　　在交通方面，昔日“乱石纵横，人马路绝，艰险万状”的状况已成黄历。现在形成了以拉萨为中心，连接西藏各地的公路网络，已有干线１５条共７１５２公里，县乡公路５９７７公里；邮电通讯事业是近几年来发展最快的行业之一，拉萨SI240.5万门程控电话已于１９９２年投入使用，使拉萨市电话容量增加１倍，达到１万门；全区５８座VAST卫星通信地面站首批VAST设备已投入安装.“八五”期间邮电通信事业已基本实现全区县县通电话，７个地市和部分县进入全国长途自动网，总投资规模达3,362亿元的计划顺利实施；工业已形成了以黑色冶金、电力、轻纺、民族手工业为支柱的门类较为齐全的现代工业体系，已建起或正在兴建的有中国最大的铬铁矿基地――西藏罗布萨矿，西藏最大的水利开发项目――羊卓雍湖抽水蓄能电站，以及拉萨轻工小区等等。　

　　这些项目的实施，掀起西藏规模空前的建设热湖，这不仅增加了西藏的经济实力，而且将为全社会的物质财富带来更为深刻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