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区的古部落

一、康区历史上的第一次民族大融合——古羌部落社会的形成
康区有文字可考的历史最早始于秦汉时期，这就是《史记》、《后汉书》、《北史》、《隋书》等汉文史籍中所记载的诸羌部落。因而，许多学者都把这一时期视作为康区历史的开端，许多有关康区历史的史藉也仅将其历史上溯到这一时期。由于在汉文史藉中所记载的康区诸部落与黄河流域的古羌人具有密切关系，因而，过去的许多学者把康区的古羌部落简单地看作是羌人的南迁或西移，把康区古羌部落文化单纯地看作是中原文化的继续。近些年来，通过对该地区历史研究的不断深入，特别是考古学上的重大发现，为正确认识这一地区的古羌部落文化提供了较为丰富的科学依据。
综合考古发现和史藉记载两个方面来看，康区的古羌部落文化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康区的原始居民，即卡若遗址、中路遗址所揭示的康区石器文化的创造者。二是汉文史藉中记载的生活在黄河流域的古羌人。
羌是中国中原地区最古老的部族之一，以牧业为其社会经济特征。中国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王朝）就是以羌为主体，与唐、虞两个联盟部族在黄河流域共同形成的统一大国。商代初年，羌与商王朝已建立联系，《诗经·商颂》中“昔在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的记载，就是对羌与商王朝关系的描述。殷高宗武丁时期，曾以武力征伐西羌，迫使羌人逐渐西迁。西周时期，羌始称戎。秦时多次用兵于戎，华夏地区诸戎或被融合、或被迫迁徙，史称“自是中国无戎寇”。关于这一段历史，《后汉书·西羌传》有这样的记载：“羌无弋爰剑者，秦厉公时为秦所拘执，以为奴隶。不知爰剑何戎之别也。后得亡归，而秦人追之急，藏于岩穴中得免……诸羌见爰剑被焚不死，怪其神，共畏事之，推以为豪……其后世世为豪……至爰剑曾孙忍时，秦献公初立，欲复穆公之迹，兵临渭首，灭狄獂戎。忍季父卯畏秦之威，将其种人附落而南，出赐之河曲西数千里，与众羌绝远，不复交通”。
古羌人退出中原后，有的向西、有的向南迁徙，进入今西藏、四川、云南等地区，与当地原始居民相互融合，成为我国西南地区许多少数民族族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如：藏族、普米族、彝族、倮倮族、纳西族、白族、羌族、哈尼族、景颇族、拉祜族等，都与南迁的古羌人具有直接渊源关系；不仅如此，一部分东南亚民族的形成也是古羌人南徙的结果。有的学者认为，今缅甸的克伦族就是由古羌人向南迁徙而形成。
古羌人南迁路线主要是沿岷江、雅砻江、金沙江、大渡河等这些天然河谷通道实现的。因而，学术界将这些通道称之为“民族走廊”，费孝通先生进一步将康区的金沙江、雅砻江、大渡河这一古代民族走廊地区命名为“彝藏走廊”。
古羌人的南迁并无一定确切目标，往往是一族、一群，人畜混杂，每遇草肥水美、适宜生存之处，便人畜一道定居下来；若没有适宜场所，便继续前进，直到找到为此。关于古羌人的南迁，羌族民间史诗《羌戈大战》中有这样的描述：“大雁行行往南飞，队形整齐又好看；羌人集众往西走，人马牲畜铺满山。阿巴白狗率羌人，过了一岭又一山；遇到肥沃水草地，人畜一同把营安”。《羌戈大战》的这一记载，生动地描写了古羌人南移这一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民族大迁徙的壮观场面和艰辛历程。
古羌人在向南迁徙的过程中，有的族群在进入康区后，便找到了适合自己的生存之地而结束了艰难的旅程，并逐步与康区当地原始居民相融为一体。这是康区历史上的第一次民族大融合，康区石棺葬文化中所表现出的自己鲜明的个性特征和中原文化的痕迹，正是这一次民族大融合的反映。有的则一直南行到云南等地，以至更远。
对古羌人来说，他们的这一次迁徙既是幸运的，也是悲惨的。幸运的是他们通过这次民族大迁徙，终于在我国西南广大地区找到自己新的生存场所，使自己得到了进一步的生存和发展。悲惨的是他们不仅离开了自己的家园，而且当他们迁徙到西南地区后，受到自然环境的制约，即遭遇高山大河的阻隔，被限制在一个个相互封闭的环境中，“与众羌绝远，不复交通。其后子孙分别，各自为种，任随所之”，相互间再也难以继续交流。因而，《羌戈大战》中说：“羌族兄弟九支人，魔兵冲散各逃生”，“九支兄弟难见面”，“阿巴白狗离兄弟，心中不安常挂念；登高遥望故乡地，郁郁葱葱泪满面”。这就是古羌人对这次被迫大迁徙的悲痛心情的一种反映。
古羌人在进入康区及整个西南地区后，一方面，他们相互间“与众羌绝远，不复交通。其后子孙分别，各自为种，任随所之”；另一方面，又与他们迁入地区的原始居民相互融合，逐步发展成为一个个大大小小的、以古羌文化为核心、兼容当地原始土著文化的新的诸羌部落。关于这些部落，《后汉书·西羌传》有如下记载：“或为牦牛种，越嶲羌是也；或为白马种，广汉羌是也；或为参狼种，武都羌是也……”自汉迄唐，康区境内大大小小的各部落都是南移之古羌人与当地土著居民相融合而成的。因而，史籍中称这些部落为“诸羌”部落。这一名称不仅体现了康区古部落之多，而且也体现出这些部落中的“羌”文化的特性。
二、主要部落
据汉文史籍记载，汉、唐时期，在康区活动着数目繁多的古部落，“百里之外逾数十国”。其中较为著名的部落有：牦牛、白狼、附国、党项、白兰、嘉良夷、东女等。
牦牛亦称牦牛夷、牦牛种、牦牛羌、牦牛种羌。牦牛夷是一个以饲养牦牛为主要经济活动的部落，其活动范围东起邛崃山脉的大相岭，西至雅砻江中游，南达雅砻江与金沙江汇合之处，北到鲜水河上游，今泸定、康定、雅江、道孚、炉霍、丹巴、新龙诸县牦牛夷故地。汉时曾置牦牛县，县治在今雅安汉原县境内。牦牛夷名至南朝刘宋时消失。
白狼是汉代比较有影响的一个大部落，与汉王朝也有比较密切的关系。史载白狼王曾亲赴洛阳朝觐汉明帝刘庄，并在宫庭演唱了“远夷乐德歌”、“远夷慕德歌”、“远夷怀德歌”等三首白狼语颂歌，表达其“慕义向化”之情。“远夷乐德歌”、“远夷慕德歌”、“远夷怀德歌”合称《白狼歌》，是当时诸古羌部落中唯一留传至今的一组诗歌。白狼的活动范围史书记载不明确。《史记》载白狼地望在“汶山以西”，《北史》、《隋书》称在“附国南”，后世志言今巴塘“即古之白狼国也”、“理化古为白狼也”。白狼名至唐中期开始在汉文典籍中消失。据许多学者考证，今康巴藏族、云南纳西族、普米族皆与其有渊源关系。
附国是南北朝至唐初，以雅砻江中上游为活动中心的一个由众多种姓部落组成的部落联盟集团。曾于隋炀帝大业四年（公元608年）入贡，其情况方为中原熟知。据《北史·附国传》和《隋书·附国传》记载，附国地域宽广，“其国南北八百里，东西千五百里”，有人口二万余家。从社会形态上看，附国已开始从氏族部落制社会向奴隶制社会过渡，有较为明确的等级制度和简单的法律。王与酋帅，金为首饰，胸前悬一金花，径长三寸，而属民则项系铁锁，手戴铁钏。政令由酋帅出，国有重罪者罚牛。在生产方面，以定居农业为主，兼有牧业，种有小麦、青稞。服饰以动物毛、皮为主要原料，以皮为帽，形圆如钵，全剥牛脚皮为靴。好歌舞，鼓簧，吹长笛。住房为以石为原料的碉式建筑。婚姻简略，妻其群母及嫂，儿、弟死，父、兄纳其妻。人死后料行二次葬，并行隆重祭奠活动。公元7世纪初，附国为吐蕃所灭。
党项之名始见于《隋书》。《隋书·党项传》载：“党项羌者，三苗之后也”。《旧唐书·西戎传》亦有“党项羌，在古析支地，汉西羌之别种也”的记载。党项最初兴起于古析支地（青海东南黄河河曲之地），公元6世纪后期逐渐向东南方向迁徙，隋文帝时已进入甘、川地区，入唐以后，党项的活动范围“东至松州（今阿坝松潘），西接叶护（指西突厥，今新疆地界），南杂春桑（周山，今阿坝金川）、迷桑（今阿坝县）等羌，北连吐谷浑（今青海省北部）”。后继续向西南迁徙至雅砻江流域。党项以姓氏为部，支系繁多，“一姓又分为小部落，大者万骑，小者数千，不能相统”，“无法令，各为生业，有战阵则屯聚，无徭役，不相往来”。在党项诸部中以拓拔部最强，后于公元1038年（北宋仁宗宝元元年）建立西夏政权。党项在康区主要活动于今康定、雅江、道孚、丹巴一带（即木雅地区），史籍中称为“弭药”、“木纳”、“觅诺”、“弥娥”、“米纳”、“穆纳”、“母纳”、“明雅”等。后为吐蕃所同化，成为康巴藏族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康巴藏族中被称为木雅的一支，便与党项有直接渊源关系。
白兰一词始见于《华阳国志·蜀志》。最早时称为白兰峒，吐蕃兴起后称白兰为“丁零”（“零”即“岭”）。白兰“俗与党项同”，“居无所止，随牧而徙”，“其地北接吐谷浑，西北利摸徒，南界那鄂”，今康区之甘孜、炉霍、色达、石渠、德格皆为其活动范围。公元11世纪，吐蕃崩溃后，“岭”（亦称岭国、林国）曾以德格为中心在康区兴起。
据《北史·附国传》和《隋书·附国传》载，嘉良夷居住在附国东部，由众多种姓不同的部落组成。习俗与附国相同，语言稍有差异，互不统一。政令由酋帅出，重罪者处死，轻刑罚牛。活动中心在大、小金川地区，康定、丹巴、道孚也为嘉良夷活动范围。唐时分裂为歌邻、出坝、弱水、白狗、逋祖、清远、西羌8部，史称“西山八国”。嘉良夷与今嘉绒藏族有直接渊源关系。
东女国兴起于唐，属嘉良夷。据《新唐书•东女国传》载，其界“东与茂州党项接，东南与雅州接，界隔罗女蛮及白狼夷等，其境东西九日行，南北二十日行……其王所居康延川，中有弱水，用牛皮船以渡”。康延川在大金川流域一带，弱水藏语称嘉摩欧曲，意为“女王的汗水”，即今之大渡河。东国是一个以女性为中心的社会，有户四万余，“凡号令，女官自内传，男官受而行”。东女国与唐王朝有密切联系，向唐高祖武德年间，其“女王汤旁氏始遣使贡方物”，武则天时东女国曾连续三次（公元686、692、696年）向唐遣使贡奉方物，唐玄宗时也两度朝贡。后为吐蕃所灭，东女国也与嘉绒藏族具有渊源关系。
汉唐时期，在康区及邻近地区，在上述主要部落组织间还错居着许多小部落。据《隋书》所载，其地“往往有羌，大、小左封，昔卫，葛延，白狗，向人，望族，林台，春桑，利豆，迷桑，婢药，大硖，白兰，白利摸徒，那鄂，当迷，渠步，桑悟，千碉，并在深山穷谷，无大君长。其风俗略同于党项，或役吐谷浑，或附附国。”[11]但对于这些小部落，史藉中所提供的材料极为简单，许多都只提及名称而无具体记载，因而对这些部落的活动情况，除个别外大都不清。现已明确的有：白利摸徒，在今甘孜县境内；利豆，原义敦县境内，今属理塘；那鄂，今炉霍县境内；婢药，今白玉县。
三、康区部落社会的基本特征
1、部落构成复杂
康区部落社会的构成较为复杂。一方面是部落林立，各自为政，互不统属。汉唐时期，康区境内生活着众多的不同种姓的部落，汉文史籍中称“百里之外逾数十国”。所谓“数十国”实际上就是指数十个部落。因而，有的汉文史籍直接使用“诸羌”一词泛称各个部落。这些不同种姓的部落间各自为政，互不统属。虽然在各个时期都曾出现过一些较大的部落，如牦牛夷、附国、党项、白狼、白兰等；甚至一些较大的部落也曾经吞并过一些弱小部落，但是他们当中从来没有一个部落形成过一统“天下”的局面。另一方面，在各个部落内部，无论是其血缘、还是其文化，都是当地土著先民与南徙之羌人相互融合的结果。即是黄河流域古羌文化的“康区化”，或者说是康区土著文化的“羌化”。
2、这些部落的习俗基本相同，语言稍有差异
据《隋书》等汉文史籍所载，隋唐时期与党项、附国、东女、白狼、嘉良夷等部落相杂处的部落还有大、小左封，昔卫，葛延，白狗，向人，望族，林台，春桑，利豆，迷桑，婢药，大硖，白兰，白利摸徒，那鄂，当迷，渠步，桑悟，千碉等，他们语系相同，语支有别，风俗相近[13]。这种习俗相近，语言稍异的现象，可能是由于以下几种原因导致的。一是康区土著文化本身具有多样性，当他们与来自北方的羌文化相融合后，虽然差异在逐渐缩小，但并不能在短时间就达到完全同一。二是康区土著文化本身是一致，但羌文化对土著文化的融合过程中出现了融合不平衡的现象。
3、社会经济亦农亦牧
由于各部落所处的具体地理环境不同，因而，其获得生活资料的生产方式也不尽相同：有的部落主事农业，有的部落则主事牧业。其中牦牛夷就是一个以饲养牦牛为主要社会经济特征的部落；白兰“居无所止，随牧而徙。”显然也是一个牧业部落。但由嘉良夷分离出来的西山八国，以及附国等，则是以农业为主的部落。
4、已开始向奴隶制社会阶段过渡，父系、母系两种制度同时存在《北史·附国传》等汉文史籍对附国、嘉良夷等部落有如下记载：附国“王与尊帅，金王与酋帅，金为首饰，胸前悬一金花，径长三寸”；而属民则“项系铁锁，手贯铁钏”；“政令由酋帅出”；“国有重罪者罚牛”；“有嘉良夷，即其东部，所居种姓自相率领，土俗与附国同……”《新唐书·东女国传》亦载“有女官，曰‘高坝’，平议国事”，“凡号令，女官自内传，男官受而行”。这些记载充分表明，这些部落已经开始过渡到奴隶制社会发展阶段。
5、许多部落与中原王朝具有密切关系
据汉文史籍记载，这一时期康区的许多部落都与中原王朝具有密切关系。其中白狼王从汉明帝永平年间至和帝永元年间，先后三次归服汉王朝，其中一次白狼王亲赴洛阳朝觐汉明帝刘庄，并在宫庭演唱了“远夷乐德歌”、“远夷慕德歌”、“远夷怀德歌”等三首白狼语颂歌，表达其“慕义向化”之情。东女国也是与中原王朝的关系十分紧密的一个部落，在武则天时，东女国曾于公元686、692、696年连续三次向唐遣使贡奉方物，唐玄宗时也两度朝贡。此外，附国、嘉良夷等部落也曾有过“入朝”、“朝贡”记载。这些史料记载充分说明，康区诸部落与中原地区的关系不仅十分紧密，而且有着悠久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