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师大出版科学研究院成立典礼上讲话

各位领导，各位出版界的同仁，各位老师，各位同学：

非常高兴今天又回到母校，参与这样一个令人耳目一新的，重要事件的揭幕典礼。也是在这样一个场合，过去我向钟秉林校长、陈文博书记说过，这几年每次回到母校都是怀着一种格外喜悦的心情。学校好事连台。今天京师出版论坛的举行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研究院的成立，又是母校发展史上的一个亮点。

我之所以来参加这样一个典礼，首先是对论坛的举行和研究院的揭幕表示热烈的祝贺，同时也想以一个老师大人的身份，说说母校在出版事业的发展上，应该做出更多的贡献的一点期望。在座的所有的同志对北师大举行这样一个论坛和成立研究院，不会有异词。这是因为在座的绝大多数都是从事出版这样一个高尚事业的业内人士，甘苦自知了。但是我认为，还是需要在思想上明确，或者说要取得共识，举办这样的论坛和开办这样的研究院，有没有必要。我进英东楼的时候就向柳斌杰副署长和钟校长说，新闻出版总署和北师大联手举办研究院，举行出版论坛，这是很高明的一招。为什么呢？出版过去在人们心目中只是一个产业，充其量是一项事业，很少有人从学术的角度去思考它。改革开放以后，部门的出版社，包括高校的出版社如雨后春笋，其中很重要一个动力，是把出版作为创收的渠道。这样一个出发点在今天看来似乎有点可笑，甚至于人们不再愿意提起那段的历史。但是我们是唯物主义者，我们不妨回忆二十年前，各校争相向新闻出版署申请成立出版社时的第一动机恐怕是创收。历史就是历史。现在，高校的出版业成长了，又面临着种种严峻的挑战。

二十年来人们对出版事业的认识提高了，早已摆脱了当初的幼稚的阶段。就像鲁迅先生所说的，当一个人长成以后，不要为当初自己穿着开裆裤的照片而害羞。那么，二十年来，时代不同了，首先出版事业不一样了，这就是刚才前面几位领导所说的。我们从出版手段，出版的载体，出版物所承载的内容，都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出版的市场也发生了质的变化。同时，人们思考问题的习惯也在改变。过去在很多事业和行业里面，惯于运用的经验主义的思维方法，现在开始逐步让位于理性主义。当我们具备了全世界范围的出版视野的时候，就发现，出版不仅仅是一项事业，不仅仅是一个行业，而且还是需要探索的很深的学术矿藏，需要我们去探索，需要我们去研究，去让我们把握它深层的规律。

特别是在当前，中国的出版业面临着极其严峻的挑战。这种挑战我归结为两个方面：

一个方面，出版业就其实质说是一个民族的和人类的历史记录，是民族的和人类的文化传承，是面向未来人们所需要知识的迅捷的普及。这就是出版界的责任，也是出版事业的本质。而在当今世界上，在众多的学科，特别是社会人文学科领域，“欧洲中心论”仍然是主流。出版业何尝不是如此。泱泱十三亿人的大国，今天我们出版业的成交额还并不算高2004年大约是1500亿人民币，合不到200亿美元，但是它是潜在的世界上最大的图书市场。这样一个市场，在全世界的出版商眼里，是最后一块需要大家分割的肥肉。如何指导我们的出版业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前进，在出版的学术领域，如果仍然是以“欧洲中心论”为指导，我们能不能达到既定的目标。言必称希腊，这是三、四十年代人们思维的定势，现在言必称加利福尼亚，是不是中国人应有的思维定势？中国的出版家们，应该有这样的志向，经过多年的努力，建立起有中国特色的出版理论体系，造就一批深谙国情、洞察世界风云的、具有中国的灵魂、中国的精神的著名出版家。

第二个严峻挑战，就是WTO过渡期过去之后，世界有实力的出版集团和财团，将要大举进入中国的市场，对我们现有的所有出版社形成生死存亡的挑战。我们如何应对？解决的办法只有四个字：“改革”与“发展”。怎么改？摸索着，按照红头文件，说一就是一，说二就是二。每一个层级上，每一个地区里，没有在中央精神指导下的创新，就没有出版业未来的前途，就要在WTO过渡期之后的浪潮中吃败仗。虽然我们不会全军覆没，但是，有的行业的出版社，有的部门的出版社难以立足，恐怕是很现实的明天。

我们再来看，实际上，在我们出版业里的确有众多的问题需要做深入的研究。我们丰富的上千年的、近百年的、近二十几年的经验需要总结和提升。

比如，出版物的性质，它是商品，但是又是特殊的商品。它的社会属性和商品属性如何有机的统一起来？我想，至少在我脑子里这个问题没有彻底解决。在实践当中有体会，缺乏理论。接着在生产这样一个双重属性的产品的时候，它的生产的机构到底应该属于什么性质？出版社改为公司，是不是能够按所有其他的产业的企业一样，追求最大的利润？用我们平常所说的话：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如何有机的统一起来？

再比如说，我们现在只有出版工作者，在我们刚才的投影屏幕上和今天会议的议程上有出版人这个词，就是没有出现出版家。于是在法兰克福的世界图书展上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这就是人家出版社年年“换书不换人”，有的出版社的老总、董事长满头的银发，每年带来新颖的图书；中国的很多出版单位是“换人不换书”，年年大体是那些书，但是人不断地换。为什么？出版社领导是处级干部，四年一任，五年一任，参加了一次图书展，下次到届了。何时我们中国再造就出叶圣陶、郑振铎这类出版家啊？开幕式之后论坛就要开始，中心就是出版人才的培养，的确这是迫在眉睫的。一、我们需要人才，二、外国的企业在盯着我们的人才。但是未来需要什么样的人才？这需要各位专家去论述，我并不懂，但是我知道，中国的出版界呼唤一大批的出版家诞生，以出版为终身的职业，深谙其道的专家的诞生。怎么造就出版家？难道不需要研究吗？

最后，我希望无论是今天举行的论坛，还是今后北京师范大学的出版科学研究院，既要摆脱“欧洲中心论”的影响，也不要受当前社会上流行的浮躁浮夸之病的传染，不要搞经院式的研究，要紧密联系实际，解决实际问题，为我们新闻出版领导部门提供意见的咨询和起到参谋的作用。同时希望这个研究共性与个性相结合。笼统说，出版是一大行业，一大领域；但是细分，专业出版社、普通出版社等等又各有不同，每个出版社又有每个出版社的个性。只有个性与共性结合的研究才是有生命力的。

第三，放眼世界。这个研究院经过一段努力，应该成为中外出版理论交流的中介。我们努力摆脱“欧洲中心论”并不等于拒绝外来的经验和理论，但是外来的经验和理论应该经过我们研究院和其他研究部门的消化，引导人们正确地理解和运用“他山之石”，而不是客观地介绍，让我们的人民，让我们的出版工作者，让我们的出版家囫囵吞枣、良莠不分地吞下去。

最后一点，希望这个研究院广吸博纳。谈出版问题有时候需要着眼于非出版问题，才能得到比较接近实际的答案。比如，出版的技术问题。无论是电子出版物的界面，还是纸质出版物的字体安排、装帧，它诉诸人的视觉，那么这就和不同年龄段的心理以及社会心理紧密相关。就出版而谈出版，就技术而谈技术，不吸纳进心理学、社会学、历史学、文化学、哲学等等的成果，恐怕也是难以有所成就的。我说新闻出版总署和北京师范大学合作是很高明的一招，这就是看中了我的母校人文底蕴的深厚，多种学科的综合，在这样一个校园里无须他求，我们各种人才是齐备的。众人拾柴火焰高，众人抬轿子跑得快，我希望这样一个研究院的成立，成为全校各有关学科关心的热点，大家共同相举，让这个事业办得更好。再一次祝贺论坛的举行和研究院的揭幕，谢谢！

（来源：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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