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强市之路 ——远见机构总裁袁健访谈

一、《旅游发展》：您曾提到“旅游已经成为市长工程，是提升城市的抓手。”如何理解这句话？

    袁健：关于这个问题可以从三个方面理解。

 第一，在中国目前的城市化阶段，旅游业具有非常特殊的作用。提及市长工程，就需认清社会发展之中，中国城市化发展所处阶段的问题。从50年代至今，城市人口已由过去的百分之十几到目前的百分之三十左右，东部某些地区已经达到40%-50%的城市化率。这种状态下，中国整体而言还处在城市化的初期，并没有走到城市化的中期和后期。同时，国土面积的幅员广阔使中西部在这个阶段上的发展等级又不一样。相对东部一些地方已经接近城市化的中期，中西部完全还是城市化初期。整个中国还缺少已经处于城市化后期的样板。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与世界在某些方面存在很多差距。国外发展的模式和东西，未必在中国能发展。目前，市长去经营城市并促进城市在政治、经济、民生上起到更好作用的过程中，需抓的着力点也不一样。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如何让城市有序地膨胀，能够变成所有人生活的有力物质支持”。在这个膨胀过程之中，旅游业目前有很特殊的作用。

 第二，旅游的三产性、服务性、文化性、环境性和享乐性与解决城市发展中矛盾的理念相吻合。旅游之所以能够成为市长工程是因为旅游本身是生活性的又是超前生活的。因此，一个城市要成为民众生活的良好物质载体，就应该在旅游需求之中引导城市的某些需求。随着这种引导，城市的那些需求有一天就可以成为城市常居定居民众生活的需求，人们就会意识到城市在发展。旅游是生活需求，还是高于日常生活需求的需求，对城市发展起到了引导作用。同时，旅游除了生活性外，还具备三产性、服务性、享乐性，促进了一个城市从过去的传统的二产到现在服务平台的发展。社会进步的方向及社会怎样进步，都需要一种潜滋暗长的力量来支持，旅游促进了力量的培育。城市被打造成景区，一方面可以很好地服务旅游，也可以很好地服务城市人口，存在逻辑关系。同时，旅游的文化性、环境性，生态型的特点都和现在中国城市发展膨胀中矛盾解决的理念刚好吻合。中国城市一方面想发展，但是资源有限，发展压力大，所以呈现出污染，绿地挤压，对城市文化破坏性地抛弃，对城市历史缺少尊重性等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如何能够在经济上被强化，这些资源如何在广泛意义上被认为有价值，被器中？游客正好起到价值链的作用。一方面资源被人欣赏，另一方面旅游需要也是城市需要的。在旅游中，游客也希望城市敬重尊重，保留和扩展一些资源。环境的，生态的，包括文化的。这也是城市发展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

 第三，旅游可以提升城市魅力、城市品味和城市价值。城市不仅仅提供社会生产，安排民风生活。一个城市，既有生存的需要，也有多方面组合发展的需要。城市魅力的标志就是对外部的吸引性。外地居民对城市有好感来此临时生活就成了旅游。城市价值，城市魅力和城市品位的经营，也是城市软实力的经营。城市不能只有硬实力，发展需要软实力在很多方面成长起来，随之形成城市的价值。就这个方面而言，旅游的作用和意义相当大。综上，旅游已经成为市长工程，并成为抓手，乃至城市国民经济发展、公共管理事务的重要的方面。我们强调旅游是因为旅游当前的作用不可小觑。目前，城市发展并不忽视旅游，但还没有十分重视。更多的城市关注与精力会被放在大量提升GDP的指标上，对旅游还没有较深的认识和准确到位的把握。

 二、《旅游发展》：就您的观点，旅游发展与城市发展的关系状态有首位重要、一般重要，以及伴随发展。不论是什么状态，从社会基础价值上而言，旅游对城市发展都是起到积极的作用。这些积极的作用怎样体现？

 袁健：用中心术语表达积极作用就是：旅游是城市文明的“容器和展厅”。人们到一个城市去旅游是冲着城市文明而去。城市在城市文明上有多少遗产，就意味着在旅游发展中有多少能量和资源。换位思考，城市是旅游的容器。从旅游业角度而言，旅游业就是把这些文明装起来，让游客可以参与分享，更能够行成互动的价值传播。旅游产业就成为了城市文明的容器和展厅。从展厅而言，当城市文明发展到某种的程度，文明就占据一定的地方，它依托一定的物质载体，由物质构成文化氛围。还有那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可记录的软环境，未必能够是大型的物质化存在。旅游就展示了这种非无物质的文明，即旅游是城市文明展厅的意义。旅游既然是城市文明的展厅和容器，那么城市发展的宗旨是做好城市文明。文明的包容很宽。不言而喻，发展旅游和城市文明是具有积极作用的，是积极向上的。

 三、《旅游发展》：中国旅游业发展前景广阔，国内城市如何把握机遇？

 袁健：对应国内外环境，可以从几个方面来谈。

 第一，创建国际化旅游目的地业界及社会高层都认识到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将成为世界旅游目的地大国。目前中国正处在从第四国际旅游接待国逐步向第一转变的进程中，面临的是如何服务全球64亿人口的问题。中国在崛起，中华文明的魅力在增大，中国文化和山水旅游接待肩负着世界使命。这项使命的完成需要中国城市挑重担。如果用世界化，国际化的目光来看，城市要发挥作用抓住机遇，就不应把自身看做作是当地居民所有的城市，而应该定位为国际公民城市。很多城市提出建设国际化城市，但是往往理解并不到位，也没有确立世界观和把城市资源世界化的心态。如果要把握国际旅游目的地差别和吸引的机会浪潮，就需要未雨绸缪，更改调整，在可遇见的10年内应对机遇。一些有条件的城市就应该考虑如何形成国际化旅游的问题，如：一直以来的旅游发展优秀城市西安等；或是发展的大都市，上海、北京；还有新崛起的个性化、魅力化的城市，大理、张家界、吉林延边等。国外已有可借鉴的经验，如在前10年里印尼巴厘岛、泰国芭提雅的崛起。这些都是由原本没有外在关联的地方转变成为国际化区域。国际化旅游城市就需具备文化多元，服务世界的包容性，以及解决交通等一系列的实质问题。国际化不是简单的标签，而是内涵。就目前中国国力，中国城市具有巨大的商业机会和城市目标锁定及践行的机会。但是践行中实施的问题很多。城市还需考虑如何利用差别吸引国际游客，成为世界化的旅游目的地。

 第二，接纳不断膨胀的城乡旅游流对应内需，国内城市需解决不断膨胀的中国自身城乡旅游流问题。目前中国人口13亿多，随着恩格尔系数的不断下降，旅游人均次数和5个假期的旅游增量呈现不可逆转的趋势。这个增量与GDP并不是同比增长，分析上会比GDP增量更快。人的生存需要具有一个刚性，吃穿用的剩余就用于发展需要和享受需要。对个人而言，发展与享受需要都和大旅游关联。在这种关联下，是不断膨胀的城乡旅游。中国城市快速发展伴随着庞大的人口基数。发展促进了城市公民的素养提升，使公民意识到城市不仅仅是自有的。当一个城市的居民认为城市是自有时，虽然可以增加自豪感，责任心，但从社会进步的角度而言，这种想法仅存在于某个阶段，之后的发展中它是落后的。城市应该是中国人的城市，而不是个人的和某个城市居民的。因此城市就要预留出很多分享资源，并在发展中兼容这样经营角度的想法。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旅游的前景也相当广阔。城市也是乡村旅游结点，是服务集散中心。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城市作为旅游城市中心时，发展理念、过去的设计、现在的设施、服务和模式如果不到位就需改善以吻合金后的需求。这也是国内城市对国内旅游业需抓的结点问题。

 第三，加快前期产业孵化如何应对国际国内旅游需求，把握机遇，我们引入“灌溉、育苗修渠”的概念。如果旅游流是水库蓄水，想获得灌溉之前必须先修渠、育苗，而不是先引水，再修渠。在现在社会生活之中，要处理好一个大的体系化组织的问题。旅游方面就是要抓机会，实施基础性的产业孵化，建立渠道体系。产业孵化就是先育苗，之后才可以承载发展。再次就是要解决产业中的匹配关联问题。灌溉需求如何被有效满足，修渠是否匹配而不会出现压力和反弹也需要考虑和应对。

  四、《旅游发展》：旅游业促进城市发展，但是促进过程中也存在矛盾与瓶颈问题。您指出“旅游是与城市组合发展的，如果旅游给城市带来负面影响，那不是旅游本身的错，而是是否匹配适应的问题。”目前，有些城市游客承载量有限，造成了交通拥堵等问题，那么以后应该考虑放大一些城市指标以供旅游者使用。旅游发展需要与城市发展相匹配，放大指标，请具体谈谈这个问题。

 袁健：第一，如果旅游给城市带来负面影响，那不是旅游本身的错，而是匹配适应的问题游客到一个城市旅游，相当于为这个城市带来了短期动态的外来人口。外来人口虽临时进入城市，为城市带来消费输入，但也分享城市资源，必然给城市带来一定压力。如果城市旅游资源没有游客来消费，则是资源闲置。而有一部分是本身已使用紧张的资源，如刚性的水、电、交通等问题，外来人口的输入会导致问题膨胀。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每个城市都应思考同时满足旅游的需求来发展，因为旅游就是民生需求的一种。这个城市的居民去别的城市旅游获得满足，也应该满足其他城市的居民来此地的需求。城市如果不可以互相分享，是社会文明的倒退。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城市原本就应该去接纳外来人口，留有匹配的资源和配置供游客分享。所以在接纳外来客人的时候，产生某种矛盾与瓶颈不是旅游本身的错，而是城市的匹配适应问题。

 第二，城市指标放大既然是匹配问题，有一部分资源就应该提供他人欣赏和分享，甚至是城市闲置的。应对不同瓶颈的资源，在指标设计上就牵涉到不同指标承载力的问题。承载量紧张的指标就应该放大。过去中国城市的一些指标，如人均床位、人均安全力量等都与发达国家差距甚远。原因就是发达国家已经走到由社会生产过渡到社会发展和享乐的阶段，民生基础比我们更好。原有的指标低会给现在的发展带来压力，我们就需要放大指标，向更高级发展。而社会进步的一方面就是指标的放大。每个人有更大房子、更舒适的公共空间就是社会的不断进步。有些与民生关联的城市指标就应该更早地去对接生存需求，甚至是发展需求与享受需要。我们要转变的就是观念问题。

 第三，考虑指标放大时，需对应关联性需求。第一个是交通需求。交通永远是双向的，总体量大。城市之间、城乡之间一样，有着静态交通和动态交通，交通设施条件需要不断改良。然后，城市用水用电都应该不断提升，保障性更好。原本城市之中的公园和街道狭窄、窄小，应该根据城市的发展扩张。以前这里有一个浪费观念，浪费的观念是在过去的生存需要下的延生。我们需要肯定和倡导节能减排，一个社会要制定节约体系。但是现在的发展扩张不是浪费，“浪费”是生产制造没有需求的东西。当人有需求而社会不提供设施满足需求的时候，则是对人生活质量和需求的不尊重。过去观念上的偏差，指标过小，使得不适应发展的地区重复修整形成更大的浪费。以前考虑的指标太小是狭义地理解了浪费，因原有考虑不到位造成更大发展压力。因此，指标要在常住人口的体系上增加分享人口的指标；在量的评估上，把发展需要与享受需要结合。城市设计就是在基数上考虑常住人口与分享人口；在理念上考虑生活提升需要。这其中，大量的关联指标要反省更改。从社会责任的角度来说，匹配发展与指标放大成也是不容忽视的。城市发展评估体系如果是错误的，则降低了一个规划的可操作性，也降低了专家的权威性。目前要避免政府在面对社会问题之中，倾向于解决问题型，而不是引导发展型。中国发展中，如果仅仅是出现问题而解决问题、出台政策，那么政府的工作就没有超前，没有起到引导发展方向的作用。匹配发展与指标放大已经成为行业决策、高端理论引导的重要方面，民众自然也有责任推动旅游发展，共同解决旅游业在促进城市发展中的矛盾与瓶颈问题。

 五、《旅游发展》：旅游规划智业可以为城市旅游发展解决哪些方面的问题？为城市旅游发展带来什么积极的作用？

 袁健：积极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旅游规划突破了原有城市规划的理念。每一次理念的解放都意味着发展的跨越。如目前所说，“中国社会并不不缺少规划师，而是缺少被人接受的思想理念。”一些原有规划理念上的定势，并不利于现在的城市发展，而旅游规划就可以在这些方面做一些突破。

 第二，旅游规划设计观念可以让人们回归“城市是大众的，是国民的”思想，而不是“城市是某个地区自我所有”的概念。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就是现在社会需要强化的重要概念。但是目前在操作中，存在很多城市发展壁垒，如户籍问题。某些城市旅游资源变成了地方性的，变成内化性。城市在排除某些外来东西的时候，希望旅游带来经济，却不希望旅游带来成本。但是，只要收益大于成本，付出的成本是值得的，在宏观经济上就能推进城市发展。我们希望旅游能唤起城市回归国民的、大众的理念。“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城市文明哲学问题，也是通过规划设计可以强化的。

 第三，旅游规划设计也能够为城市设计提供一种新技术、新力量。旅游规划也在做技术。以前城市设计基本没有让旅游规划设计行业染指，即旅游规划设计行业没有在城市规划中发挥作用。既然有行业发展，那么旅游规划也应该加入到城市设计中。它是城市设计的一部分，可以为城市规划带来新的理念和技术。第四，旅游规划可以为城市在经营旅游城市方面提供管理维度上的思考。城市管理以前仅局限于“管理”，并未全面考虑城市的硬资产和软资产。现在，城市自身的竞争力与吸引力也需纳入思考范围。城市管理时，我们需考虑城市常住人口问题和分享人口问题，对城市管理要求也需进行思考。从这个方面来说，很有意义。所以说旅游规划设计企业可以为城市管理起到领头、先驱乃至研究支撑的作用。最后的实践性工作中，旅游规划企业也可以充当践行者的角色，从而为中国普遍城市发育不足，城市化发展、城市文明生活都带来极为重要的意义。

 六、《旅游发展》：远见机构的企业使命是“引领旅游实用设计，成就和美游憩空间，提升民众游憩品质”，结合城市旅游发展，远见机构的努力方向是怎样的？

 袁健：一言以蔽之，踏踏实实用一砖一瓦的行为为中国城市旅游发展进程添砖加瓦。远见机构希望通过努力，使中国适合旅游定位的城市发展路线更正确，更合意，更快得到提升。促进中国城市进步的同时，使得中国城市在旅游经营中的理念得到洗礼，让城市更加景区化，能够造福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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