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冶萍”背负的荣耀与耻辱
图为：汉阳铁厂
提 要
中国近代史上风云一时的汉冶萍公司，在其58年的“寿命”里历经磨难，最终犹如一辆被淘汰的老式机车，承载着无数希望与怅惘，沿着自己生产出来的轨道驶向灭亡。幸存下来的6600余册资料，向人们诉说着它与中国近代史几乎环环相扣的辉煌与耻辱。这个当时中国最大的企业的发展历史，给现代企业家们留下了怎样的启示？
工业重心“由粤移鄂”
张之洞到武汉展抱负
冬日的汉阳月湖畔龙灯堤，落叶满地，行人匆匆走过。这不过是武汉最普通的街头景致，但书有繁体“汉阳铁厂”、“汉阳兵工厂”的两座门楼，时刻提醒着往来者，这里曾经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了凝重的一页。而这一页已经轻轻翻过，所有的历史，似乎只能依据张之洞与汉阳铁厂博物馆墙壁上挂着的一张张图画去想象了。
“不用想象，这段历史以文字的形式保存了下来，可以让我们详尽地了解历史全貌。”2007年12月初，省档案馆研究馆员刘文彦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数量多达6656卷的公司档案，反映了自19世纪90年代起的50余年间，中国所发生的诸多重大事件和历史变革。2002年，作为人类文明遗产，汉冶萍公司档案同国内其他47件档案一起，被列入《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因此，公司档案成为省档案馆的‘镇馆之宝’之一。”
解密历史，历史就在那一刻瞬间生动起来。
1889年，在风云变幻的年代里，似乎并不起眼。略微在历史上留下痕迹的，有两件事：一是失去权柄的光绪皇帝举行了一个连他自己都缺乏自信的“亲政大典”；二是两广总督张之洞的一道奏折，这位始终认为“铁路为自强第一要端”的洋务运动名臣，向刚亲政的皇帝，呈上了一份要求在广东“筹设炼铁厂”的奏折。
此前一个半月，张之洞已经接到“调补湖广总督”的上谕，这是在“投石问路”。建铁厂，在北洋大臣李鸿章和其兄、接替张之洞的两广总督李瀚章的眼里，只是一个沉重包袱。李鸿章一边给其兄写信，幸灾乐祸地说张之洞“大言无实”，最后“恐难交卷，终要泻底”；一边致电张之洞，大叹炼铁“实非易事”。随后，李瀚章上奏，提议将铁厂移至湖北。
这一切均在熟谙官场风云的张之洞掌握之中。当主持海军衙门的醇亲王（光绪皇帝的生父）把李瀚章的建议转给张之洞，征询他的意见，张旋即复电：“自以移鄂为宜。”早在半年前，张之洞就委托驻英、德大臣刘瑞芬和洪钧在国外订购机器设备。当这些设备还在海上漂泊时，一纸调令将张之洞与湖北紧紧联系了起来。诚惶诚恐地谢完“天恩”后，张之洞带着买来的机器，一并到了武汉。
铁厂设在哪里最合适？据档案记载，最初厂址定在武昌武胜门外的塘角；因地势低洼，又选在省城东南20里汤生湖边的金鸡垸，但不利通行轮船；最终选中了汉阳大别山（即龟山）脚下，理由是“近江处所，便于转运”。
光绪十七年（1891年）元月，官办的汉阳铁厂破土动工了。其高炉容积达到470立方，是亚洲最大的钢铁联合企业之一，在国内外造成巨大的轰动效应。日本记者、美国驻汉口领事的报告均称其为“中国之雄厂”，西方舆论更视其为中国狂睡初醒、与欧美争雄的标志。1894年5月，汉阳铁厂试产成功。
“身处官场各派相互倾轧漩涡之中的张之洞，当时的心情，是我们很难深切体味的。”研究汉冶萍档案长达10年的刘文彦说。“从1890年开始，张之洞督鄂时间长达20年。除了兴实业，还办文教、练新军，使武汉继上海、天津之后，成为举世瞩目的近代大都会。”
国力不足 体制掣肘
“中国首富”粉墨登场
但张之洞的踌躇满志，却没持续多久。“开厂所需巨额经费，令张之洞绞尽脑汁。”刘文彦研究馆员说，“更为重要的是醇亲王去世。这不仅使张之洞失去了一个有力的政治庇护人，也意味着他在办厂经费上将遭遇更大的困难。”
由于经验不足，张之洞原以为创办经费用银246万两便可成事，而且海军衙门曾应允从铁路款项下拨出此数以供开支。殊不知这仅是一张空头支票。张之洞只得左右腾挪，四处借贷，截留应缴部款，以敷急用。至1896年，铁厂共耗银568万两，在晚清洋务企业中耗资最多，进退维谷。恰在此时，中日甲午战争中国失败，清廷既付出了巨额费用，又须交付2亿两白银的战争赔偿费，库空如洗。“夙夜焦急”的张之洞不停地给清廷拍发求援电报。弊病百出的工厂管理，更使张之洞“心力交瘁”。当所有的求援如石沉大海，所有的人事改革已无力推动时，年近花甲的张之洞终于支撑不住了。在他面前，只有“招商引资”这一条路了。
招什么样的商？引什么样的资？张之洞有两个选择，要么找洋人，要么找华商。但找洋人有极大的政治风险，正如张之洞自己所说：“（朝廷）各派必有影射，终恐难成。”剩下的只有找华商了。
“当年如果有‘中国富豪榜’，已牢牢掌控大清帝国轮船、电报、矿务和纺织四大洋务企业部门的盛宣怀，必是‘首富’。”第一本盛宣怀传记的作者、年届九旬的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夏东元说。但找时年52岁的盛宣怀做“接班人”，张之洞心不甘情不愿。他在一封信中说：“盛为人极狡猾……至于今日，罗掘已尽，再无生机，故不得已与盛议之，非此无从得解脱之法。”
“盛宣怀这个人，人人都知道他花头多，但是人人都离不开他，包括最高当权者慈禧也是这样——要不是盛宣怀办了电报和铁路，恐怕庚子之乱的时候老太太既走不了，也回不来。”中国经济史研究室副研究员袁为鹏博士说。而张之洞与盛的结怨，由来已久，除了盛与张的政治对头李鸿章为盟友的原因外，当初在到底选大冶还是汉阳作为厂址的问题上，两人就发生过激烈的斗争。
接到张之洞的加盟邀请，此时在官场上扶摇直上、生意场上春风得意，且早就对汉阳炼铁厂觊觎已久的盛宣怀，还假模假样地“推宕”了一下，直到张之洞再次向皇帝请示要求他来接手，才“力排群议，勉强同意”。
1896年5月24日，盛宣怀到任。
在“一战”时走向颠峰
普通秘书年薪50万两
汉阳铁厂改为官督商办，给这个濒临衰竭的企业注入了些许活力。
“从盛宣怀接办以后几年里的情况看，他在办企业上确有一套。当时汉阳铁厂面临的最大困难是焦炭、销路和管理问题。炼铁炉时开时停，铁厂不断亏损，加上质量不好，内销无人买，外销又存在质量问题和运输困难，资金的周转出现了很大的缺口。后来，盛宣怀派李维格带着矿石、焦炭、生铁、钢材等样品，到日本去学技术。8个月后，李维格回来便进行了技术改造。汉阳铁厂的钢铁质量明显上升，先前的问题一一得到解决。”刘文彦说。
1907年，盛宣怀在给领班军机大臣奕劻的信中喜不自禁：“铁厂已有盈无绌。”
为了解决经费短缺的问题，1908年3月，盛宣怀决定采取股份制，将汉阳铁厂、大冶铁矿、萍乡煤矿合并，改为商办汉冶萍煤铁厂矿股份有限公司。此时公司虽名为“商办”，实权却仍为盛宣怀把持。
经过一番励精图治，到1909年，汉冶萍才真正拿出了合格的钢材，这是中国人真正意义上的“炼出的第一炉钢”。
此时，距离中国的辛亥革命不到两年的时间了。
1911年，盛宣怀调任邮传部大臣。他一上任，就积极配合朝廷，策划关于“铁路收回国有”的种种办法。铁路收归国有，立即引起全国人民特别是川、粤和两湖商民的反对，从而掀起了保路风潮，直接点燃了辛亥革命的导火索，盛宣怀成了首当其冲的对象。这年的10月25日，盛宣怀度过了千夫所指的漫长一天，清政府内阁资政院第二次会议，几乎一边倒地将矛头指向了他。会议室外等候“裁决”的他如坐针毡。在一片“不杀盛宣怀不足以平民愤”的愤怒中，盛宣怀流亡日本。
这时的汉冶萍，却意外出现了转折——第一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扩军备战成了列强压倒一切的“中心”，能用于制造枪支、大炮的钢铁，成了抢手货。“1914年，一战爆发，‘列国工厂停顿，制造航轨器械，纷向汉冶萍定购，该公司供难应求。’汉冶萍公司迎来短暂的“黄金时期”，大战期间共盈利2940多万两白银。”刘文彦说，“从其档案可见，当时，公司的一名普通秘书，年薪高达50万两白银，而只有四五个人的秘书科，一年发的奖金也有50多万两。高级职员在外更是一掷千金。在这种情况下，大量有裙带关系的人挤进了汉冶萍，使得用人方面更加腐败。”
通过舅舅进厂 月薪与矿工相当
宋子文的窘迫与尴尬
战争过后，问题集中爆发。公司财政常陷困境，外债沉重，终为日本势力侵入，无法摆脱半殖民地中国的全社会性悲剧。但盛名在外的汉冶萍，还是有不少达官贵人的亲属想挤进来，这其中就有宋子文。
尽人皆知，宋子文是旧中国“四大家族”成员之一。1917年，他从美国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回国。第二年，他便通过时任汉冶萍公司商务所所长的舅舅倪锡鬯（念chang），谋到了第一份岗位。
刘文彦告诉记者，宋子文的名字始见于档案的日子是1918年6月15日，从事的工作是“替行代理经理处西文秘书”，一个月后转入商务所，职务为“随同所长学习办事员”，兼代经理处西文秘书，“相当于现在的见习生”。以后，任经理处调查课长、西文总秘书。
初来乍道，宋的月薪仅100大洋，“仅仅相当于当时萍乡煤矿一名井下矿工的收入”。此外，从档案上看，他还因“办事不力”受到训诫。以致于最终在1921年11月，主动向总经理递交了辞职信。
为消除这段“难堪”的历史，宋子文这个日后显赫一时的名字，便从1922年2月的公司职员薪水册上消失了。
不过，宋子文在汉冶萍公司的日子虽窘迫，却意外收获了一段一见钟情式的爱情。宋到公司上班的“接风”晚宴上，出席者不光有盛宣怀和他的朋友，还有其家人，包括盛18岁的爱女盛谨如。见盛小姐生得楚楚动人，宋子文怦然心动。席间大家谈笑风生，好不热闹。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盛小姐还不时给宋子文碗里夹菜，倒使宋子文不好意思起来。3个月后的一个傍晚，盛谨如向宋表白了：“子文，我爱你！但这并不是一时的冲动，自从你来到公司的第一天起，我就喜欢上你啦。一直到现在我才来找你，请你答应我，好吗？”
两人暗许终身，但盛家以宋子文不过是一个小职员而极力反对，最终两人黯然分手。不过，后来，宋子文当上财政部长后，极力主张将盛家财产视为“伪产”没收，这段夭折的感情不能不说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
日本虎视眈眈
贪婪魔爪伸向汉冶萍
张之洞主持兴建的汉阳铁厂，其悲凉结局，堪称是中国早期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缩影。
1911年12月盛宣怀流亡日本后，为维护其本人及故旧僚属的利益，决定与日本人合办汉冶萍公司。草约一出，全国哗然。同年5月，汉冶萍公司股东常会批准盛宣怀辞职。 随后，盛宣怀家产被没收。
然而，盛的辞职解决不了合办产生的问题。日商在与汉冶萍公司的借款合同上有很苛刻的条件：借款以厂矿财产和铁砂为担保；期限为30年；铁砂除汉阳铁厂自用外，应尽先售与日本人；铁砂售价由双方议定，不受国际市场影响。辛亥革命后，早已染指汉冶萍公司的日本决定抓住这一机会，在其提出的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中，要求把汉冶萍公司改为中日合办，中国不得自行处理，附近矿山不准公司以外之人开采。这样，日本实际上已经完全操控了中国这家当时最大的炼铁企业。
抗日战争初期，汉阳铁厂部分冶炼设备西迁重庆，所余被日军侵占，昔时傲视东亚的雄厂仅余残垣断壁。抗战胜利后，汉冶萍公司由国民政府作为敌伪产业接收。
新中国成立后，汉冶萍公司改称华中钢铁公司，恢复生产（即现在的新冶钢有限公司），汉冶萍终于获得了新生。
1909年，汉冶萍的创始人张之洞，与列国签订庚子和约初定后，即在一片骂声中去世。而张之洞的接班人盛宣怀命运更是悲惨。从1911年底到1914年，他四处乞求讨回被革命军没收了的家产。他可能万万没想到，自己辛劳一生，手中经过的银两无数，在生命中的最后几年，像是叫花子一样的四处乞讨。1916年，盛宣怀在心力交瘁中走完了他充满矛盾和争议的一生。“在腐朽的封建机制下，要办国际性大企业，不过是镜中花；而在一个已丧失主权的国家，要谈企业自主和长足发展，犹如水中月。毛泽东同志上世纪60年代初说，讲到重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就是指的不能忘记张之洞创办汉阳铁厂、汉阳兵工厂的历史功勋及其经验教训。”刘文彦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