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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遥文庙的明伦堂和尊经阁之间，有左右两个小院，名日“超山书院”，创建于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
平遥县在明代嘉靖年以前还没有书院，只有设在文庙的县学，又称之为“庙学”。平遥的庙学就历史久远了。明成化十一年(1475年)版《山西通志》收有易州教授伶思贤(江西豫章人)撰写的一篇碑文《平遥县重修庙学记》，记述了元大德二年(1298年)重修庙学的全过程，当时的县尹王翼甫、达鲁花赤(元代监印官称)完颜大帖木儿、主簿郑继善等都带头捐俸银以资倡修。“又拨境内闲田以为赡给之费”。说明当时的庙学是以次等农田为经济支撑的。
这次对庙学既属“重修”，那么平遥的庙学必然可再向前追溯。元代以前，平遥地处金朝统治范围，《金史·章宗本纪》载：泰和四年(1204年)“诏刺史、州、郡无宣圣庙学者，并增修之”。说明平遥庙学起码在这个时期就创修了。当然，平遥设立“县学”就更早了。
明嘉靖初年，巡按侍御史沈俊(合肥人)受皇命巡视山西，由山西行省按察佥事分巡道谷高(河南人)、提学副使周宣(莆田人)奉陪到平遥视察，拜谒尹吉甫祠堂时，建议创修书院，选址在尹公祠，因尹吉甫祠早在宋徽宗宣和年间曾由县令李说更名为“周卿士庙”，就定名为“卿士书院”，并恭请沈御史亲题书院匾额。由知县石钰主持修建，随即延师开学。嘉靖十年(1531年)，曾受教于卿士书院的学生雷洁得中辛卯科举人。时任知县陈谠、教谕傅良弼、训导刘崇仁为其在卿士书院立石牌坊，上书“禹门世奋”，并于嘉靖十三年(1534．年)重修尹吉甫祠。但卿士书院在明末天灾战乱中逐渐衰落了。
清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兰州举人王绶(字戒亭)任平遥知县后，在县治西南择地修建书院(今县公安局址)，并根据孔子的弟子卜子夏曾于魏国西河执教的故事，取名“西河书院”。院中奉祀卜子夏，并奉宋代平遥县令杜衍、明初平遥儒学训导叶巨升从祀。礼聘陕西朝邑县乡贡进士刘涵(字思斋)执教，招收儒生数十人人学。设学田共计287亩，发租所在各村，田租用以延师办学。另有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知县黄汝钰创设的义学(今县法院址)，收教寒门俊秀子弟，设义学田67亩取租佃银供开支。这样，书院、义学并举，平遥教育事业又显生机。然而，当时办学的经济后盾仅靠农田若干而已，农田属自然经济，丰歉无保障。因而数十年后，书院、义学渐衰而废。书院、义学被改做公馆，学田也因管理混乱而不断流失。
超山书院
◎超山书院历任山长
梁学海：汾阳人，道光乙巳科(1845年)进士。
梁述孔：定襄人，道光丙申科(1836年) 进士，贵州即用知县。
王鼎彝：介休人，道光癸巳科(1833年)进士，贵州仁怀县知县。
吴信臣：灵石人，道光辛丑科(1841年)进士，厂一东南海县知县。
赵昌业：宁乡人，咸丰癸丑科(1853年)进士，翰林院庶吉士。
徐继龠：五台人，道光丙戌科(1826年)进士，福建巡抚、太仆寺卿等。
王丕显：五台人，道光癸巳科(1833年)进士，浙江即用知县。
何莱福：灵石人，同治戊辰科(1868年)进士，翰林院编修。
宋志濂：崞县人，咸丰壬子科(1852年)进士，陕西凤县知县。
武达才：文水人，光绪丙子科(1876年)进士，即用知县。
王舒萼：灵石人，光绪丙子科(1876年)进士，户部主事福建司行走。
山长都是进士出身，许多还有丰富的社会阅历和宦海经验，名师自然出高徒。不但为平遥培养出许多进士、举人，而且更为晋商的发展输送了大量的管理人才。平遥名师之最为徐继。
徐继龠(1795—1873)，字健男，号牧田，又号松龛。山西省五台县东冶镇人，清道光丙戌科进士。曾任广东按察使、福建布政使，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历任广西巡抚，福建巡抚署理闽浙总督(正二品)。在任期间积极主张对外开放，学习西方国家的先进文明和生产技术，在维护国家主权的前提下，本着互利的原则处理同各国的外交纠纷，有理有节，各国驻闽领事多为之折服，对他很尊重。他撰写的对美国第一任总统乔治·华盛顿的评价，被美国人刻成汉语碑碣，至今仍镶嵌在美国国会大厦的墙壁上。但清政府腐败，他的正确主张和做法受到朝廷猜忌，咸丰元年(1851年)被诏令回京，改任太仆寺少卿，专司全国牧马之职。咸丰六年(1856年)，为防堵太平天国义军林风祥、李开芳部北伐，奉旨回山西上党地区督办团练，事毕辞官。后被平遥商绅延聘为超山书院山长，执教达八年。同治二年(1863年)，清廷外交危机日深，急诏徐继畲返京，出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同治五年(1866年)改任太仆寺卿、京师同文馆大臣。著有《瀛寰志略》等书。
徐继禽不但文采过人，而且社会阅历也很丰富，受业门人中举人4名、副榜举人4名、拔贡2名，可谓硕果累累。深受邑中士民尊敬。但年束佰300两白银，要维持二品封疆大吏的门庭开销，实属杯水车薪。徐继禽也不愿破书院之惯例。平遥县的教谕和学董们就暗暗为先生承揽书写有钱人家的寿幛、墓志铭、碑碣、门额等，富豪们也乐于借徐先生之大名光耀门庭，超常奉送“润笔”，先生为之感动，心领神会，更加敬业，直至朝廷诏令返京。至今松龛先生的墨宝仍有存者，城内教场街原27号院的门额“树德”二字便是。
◎超山书院学生的学识特点
书院是一个县同国家科举考试接轨的教学场所，但孩童的启蒙教育和普及性教育则主要依靠各乡村的塾学、社学、义学，而在基层教育中的教学内容，除识字外，大量时间用于学习书法、珠算、社交等实用知识。尤其是清代，晋商的繁荣以平遥一带为核心，因而多年来的“学而优则仕”，在这里变成“学而优则商”。读书做官远不如读书经商的求职面广，经商不但没有宦海中的风险，而且比较实惠。清代平遥知县年俸银45两，教谕、训导40两，而商号店员除吃穿在铺号外，年薪一般为30两，有文化者如能较快地顶“人力股”，收入更丰，故而平遥有句口头语：“八秀才住票号，改斜归正。”可见平遥人们对经商是十分偏爱的。例如：祥泰隆号道光年间的总管经理董振镛是贡生，其孙董枢是附生，但在书院读书肄业后都没参加省乡试中举，都去经了商。再者捐纳制度在清代十分盛行，商贾只要赚到钱，功名、官衔皆垂手可得。因而在启蒙教育时就开始注重写仿、打算盘，从念“一退六二五、二一二五”的十六两制斤秤价格口诀，到¨珠算“小九九”、“凤凰展翅”、“九九八十一归”、“狮子滚绣珠”等都是平遥子弟的必学启蒙课，进而《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朱子治家格言》、《幼学琼林》、《交际尺读》等更是农村及城内塾学的必修教材。至于《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及《五经》，则量力而学，留待到书院就读时提高。
因而超山书院不仅是生员(秀才‘)充实提高学识的地方，更是童生们正规学习“五经”、“四书”的起步学校，是他们考取功名的跳板。至于“廪生”入学可享受廪粮等优惠条件，在平遥富家子弟的眼中简直不屑一顾。只要将来能说自己是某进士的徒弟学子就够了。这样，超山书院的入学学生之间学识差距相当大，先生只要抓好享受“廪粮的”廪生，并用奖励膏火银去激励那些寒士子弟，就能出业绩。自费生的比例大，使超山书院一直办得红红火火。现存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子钦朱老父师德教碑》是超山书院众生欢送山长朱善元(字子钦，浙江钱塘人)升任绛州的碑碣，记载其学生中举人1名，廪生8人，增生6人，附生(自费上学的秀才)就达20人，童生6人。
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诏令废科举，而光绪三十年(1904年)仍有如此多的学生就读于超山书院，可见往年超山书院之繁荣。
商贾乐于助学，学生热衷经商，使平遥商业和教育的发展形成互动关系，是清代时期平遥超山书院的儒学教育特色。学生入学时已有扎实的珠算、书法功底和成熟的社交能力，是超山书院学员的知识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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