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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百年回眸――千秋功罪王圆lu

发布时间:2005-02-28 18:49:44.0

作者:高德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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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百年回眸――千秋功罪王圆lu
高德祥

● 敦煌藏经洞的发现被称为是20世纪最伟大的文化发现，它的发现者是个罪人还是个功臣
● 藏经洞的发现已历百年，人类迈进了新的千年，我们将以怎样的目光来重新审视敦煌文化和敦煌学

忍辱负重守佛窟
      众所周知，王圆   是一位地地道道的道士，而莫高窟又是佛教圣地，历来都是佛教徒活动的地方。道教产生于中国本土，崇尚的祖师是太上老君；而佛教则是由印度传入中国，尊崇的偶像是释迦牟尼。自佛教传入中国之后，佛道之争历来犹如水火不相容，完全是两股车道，两个门槛，井水不犯河水，老死不相往来。二者之间矛盾之尖锐，是可想而知的。然而，世事就是这样捉弄人，偏偏把一个道士安排在佛窟里，让太上老君的弟子为释迦牟尼效犬马之劳，这阴差阳错的安排委实古怪离奇。更令人不解的是，不知是王圆   道士的行为感动了佛祖，还是天意的安排，佛窟里的秘密却让一个道士来发现，奇人遇奇事，出现了戏剧性的结果。
      实实在在说，王圆   是一个很有事业心的人，并不像有些人说得那样无知愚蠢。他作为一名无名道士走进佛窟。他身着道家的蓝布长衫，出入于佛窟之中，并占据了应属于佛教徒居住的寺院，这一切世人怎么看，佛家怎么看，道家怎么看，王道士的心里不会不明白。然而，王道士就“明知故犯”，执迷不悟，完全是我行我素。为了一点虔诚，把一切都置之度外，这需要勇气，也需要胆量，由此可见一个小人物心胸之坦荡。对于王道士这种为了事业，不顾冒犯宗教戒律，忍辱负重苦守佛窟的苦衷，又有多少人能够理解呢?
      就是在这样一种艰苦的环境中，王道士仍能纵横捭阖，把一切处理得停停当当。苦守莫高窟期间，他居住在下寺，而上寺为易喇嘛住守，就是在这佛道共守佛窟的日子里，两家互相照应，各念其道，关系仍十分融洽，佛与道在这时神奇般的合璧。王道士不仅没有被佛教徒赶走，而且平分秋色，上寺的洞窟由易喇嘛保护，而下寺的洞窟就属王道士保护了。
      王圆   为什么会走进莫高窟,很大程度上与他的家境有关系。王圆   祖籍是湖北麻城县，他本人出生在陕西。过去对此有过争议，或说湖北，或说陕西。因为在王的墓志上写的是湖北麻城县，而在斯坦因的记述中称他是陕西人。为此，笔者作了进一步调查，走访了几位现住敦煌市曾见过王圆    的80多岁的老人，他们都说王圆   是陕西人，并说王说话也是陕西口音。因此可以肯定，王道士祖籍湖北麻城县，他本人出生在陕西是可信的。王道士约生于1850年，1931年在莫高窟与世长辞。
      王圆   因连年灾荒，家境贫苦而四处逃生，先是来到酒泉，但生活仍无出路，迫不得已，出家为道。后仙游敦煌，看准了莫高窟这块宝地，至死未离。王圆   出家为道实乃谋求生路，没有叩头拜师，也顾不上在道门深造，只是有一身道装，有一颗诚实的心。他之所以不避道家讳言，竟敢冒险走进佛窟，其原因就在于此。
      王圆   身着道装，进了莫高窟，最崇拜的人就是唐玄奘，并且念起佛经来。这是一个很有趣的变化，道士信佛念佛，而且胜似佛徒，他道经也看，佛经也念，当时成了莫高窟的“两栖教主”，因此求他念经还愿的人越来越多，远远超过了住在上寺的易喇嘛。

发现藏经洞有功无过
      由于藏经洞发现之后，大量的藏物流散于国外，散失于民间，造成了严重损失。因此有人把王道士发现藏经洞看成是历史的一种误会，认为发现藏经洞是一种错误，甚至是一种罪过。总而言之，最理想的就是不该在那个时代由王道士那么个小人物来发现，而应该在某一时代由一个大人物发现，这样才能合乎情理。这种想法看起来似乎很理想，也很完美，但事实却完全不可能。道理很简单，人类许多发现都不是按照人们的主观意愿而实现的。王道士发现藏经洞既有必然性，也有偶然性。说必然性，是因为他走进洞窟，雇人员清理洞窟中堆多年的积沙，踏踏实实做了大量的具体工作。只有清除积沙，藏经洞的洞门才能显露出来。就是说只有做了这种具体工作的人，才有发现藏经洞的机会。说偶然性，是因为王道士当初清除洞窟积沙，不是为了要发现什么，而是为了保护洞窟，发现藏经洞完全是偶然的。
      王道士走进莫高窟的时间大约在1892年左右，当时他已近不惑之年，怀着对宗教的一种热忱来到此地。他走进莫高窟，既不是官方委派的，也不是受佛家的邀请或是道家派遣的。当他云游此地时，看到神圣宝窟无人管护，一片残破景象，正在受到严重的自然和人为的破坏，一种强烈的使命感，使他自觉自愿走进了佛窟，担当起了“守护神”的重任。当时的条件很差，苦守莫高窟的情景是可想而知的。王道士甘愿寂寞，他四处奔波，苦口劝募，省吃俭用，集攒钱财，用于清理洞窟中的积沙，仅16窟积沙的清理就花费了近两年的时间。功夫不负有心人，清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1900年6月22日)这一天，王圆   揭开了藏经洞这个秘密。王道士的墓志上是这样写的“沙出壁裂一孔，仿佛有光，破壁，则有小洞，豁然开朗，内藏唐经万卷，古物多名，见者多为奇观，闻者传为神物”。可以说，王道士发现藏经洞是与他付出的艰辛是分不开的，我们还有什么理由来指责他呢?
      可以说，无论什么人发现藏经洞都是一种贡献，都是一个了不起的重大发现，因为藏经洞的发现就预示着“敦煌学”的产生。王圆   发现了藏经洞同样有功,而不能视为过错。至于有人说应该在某个时代发现合适，那只是后话。试想，假若在“十年浩劫”中发现藏经洞，其后果又怎样呢?这里有一个真实事件，而且就发生在敦煌，以此为证。敦煌市郭家堡乡土塔村，原有一座10余米高的古塔，在“文革”期间“破四旧、立四新”的运动中，一些人用炸药包塞进塔底，把好端端的一座古塔全部炸毁。当时还发现了几捆完整的经卷，可惜的是他们不仅毁了塔，而且把经卷放在生产队的门房后，全部当作“四旧”烧了。还有，敦煌境内堪称天下奇观的鸣沙山月牙泉，原有数十间古建筑，以及室内精美的彩塑、壁画和大量珍贵的匾牌，全部被毁之殆尽，片瓦不留。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例子，难道不令人深思吗?现在看来，那是一种无知的表现，而在那个时代却被看成一种“革命”行动，是一种积极向上的表现，并且受到鼓励和表扬。
      从实际出发，藏经洞发现的早要比发现的晚有利。事实证明，由于藏经洞的发现才引起人们对莫高窟的重视，因此才成立了专门的保护机构。如果没有藏经洞的发现，不可能在40年代成立起专门的保护机构。那么，对莫高窟的保护要推迟多少年，造成的损失更是无法估量，敦煌学的产生又不知要推迟到什么时候(或者说敦煌学能否产生)。然而，就是在那么一个特殊的年代，特殊的环境下，藏经洞被发现了。这也是一个机遇，在中国人和外国人的共同努力下，把敦煌推向了世界，把敦煌学传遍了全世界。

四处求援保藏经
      提起王圆   道士，人们总以为他是个“无知者”，“盗卖”文物者。是非不分，一概而论，把他说得一无是处。其实，如果我们站在一个公正的立场上，客观地评价那段历史，就会感到王道士尽了他最大的努力，做了他能够做的一切。
      自藏经洞发现之后，王道士终日不安，深知责任重大。其实谁也没有分给他这个任务，而是自加压力，这说明他是个很有使命感的人。为此，他不辞辛苦，徒步行走50里，赶往县城去找知县。本来王道士从不与官方打交道，但在关键时刻他的认识很明确，认识到了藏经洞的事只有官方才能解决。当时他的想法和做法都是正确的。他首先拜见了时任敦煌县令的严泽，并奉送了取自于藏经洞的两卷经文，王道士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引起这位官老爷的重视。可恨的是这位姓严的知县，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根本不当一回事，在他眼里只不过是两张发黄的废纸而已。王道士的盛情第一次被冷落了，他虽然不能理解，但也无可奈何。
      1902年，也就是发现藏经洞的第3年，敦煌又来了一位新知县汪宗翰。汪知县是位进士，对金石学也很有研究，简而言之是个很有学问的人。王道士苦等了3年，似乎把希望寄托在了这位有学问的知县身上，期盼着他能解决好藏经洞的保护问题。王道士再次登上了“三宝殿”，向汪知县报告了藏经洞的情况，汪知县确有一定的学问，带了一批人马，亲去莫高窟察看，并顺手拣得几卷经文带走，只留下一句话，让王道士就地保存，看好藏经洞。王道士真是哭笑不得，心里真有难言之苦。
      王圆   的确是个有心人，在两次找知县没有结果的情况下，仍不甘心，想到了找上一级官员。于是，他从藏经洞中挑拣了两箱尚好的经卷，赶着毛驴奔赴肃州(酒泉)。他风餐露宿，单枪匹马，冒着狼吃匪抢的危险，行程800多里，才到达目的地，找到了时任安肃兵备道的道台廷栋。这位廷栋大人称得上是个有学问的人，尤为喜欢书法，且能写出一手流利的字来，在当时还很有名气。他也是仔仔细细的看了，但不是估量这些文物究竟有多么大的价值，也不是考虑如何保护藏经洞，而是从他爱好书法的角度欣赏了一番，最后得出的结论是，经卷上的字不如他的书法好。王圆   辛辛苦苦跑了一趟，并且又送上两箱经卷，其用心是可想而知的。然而，想不到廷栋大人就这么一句话就把他打发走了。在这种情况下，王圆   仍没有灰心，没有放弃对藏经洞的保护，他骑着毛驴匆匆赶回莫高窟，仍然自觉地担当起藏经洞的保护工作。
      几年过去了，王圆   虽然东奔西跑费了不少口舌，但还是没有结果，知县不管，道台也不管，难道就此作罢不成。然而，王圆   却没有这么想，他想到找比知县、道台更大的官，向省一级报告。就在这时，时任甘肃学政的金石学家叶昌炽知道了藏经洞的事，对此很感兴趣，并通过汪知县索取了部分古物，其目的是为了充实他正在撰写的《语石》一书。叶在《语石》一书中说：“先后寄贻宋乾德六年水月观音画像，写经卷子本、梵叶本各二。笔画古拙，确为唐经生体，与东瀛海舶本无异”可以看出，叶昌炽不亏是金石学家，他对藏经洞古物的鉴定是非常正确的。遗憾的是，他没有下决心对藏经洞作出有效的保护措施，直到1904年，省府才要求敦煌县检点经卷就地保存。省府的决定和汪知县当初的说法一样，都是把责任推到王道士的身上。王圆   有些愤怒了，他不相信中国就没有识货之人，没有一个能做主管事的官。故此，他曾冒昧地给清宫的老佛爷写了密报信，想求得对藏经洞的保护。当时正处在国家动荡不安的时期，深居清宫的官员哪里能顾得上这些“小事”，所以王圆   的期盼如泥牛入海，杳无音信。如果说，王圆   没有责任心的话，在那时他可以毫无顾忌地远走他乡，离开这个使他烦心的莫高窟，放弃对藏经洞的保护，无论以后造成什么样的后果，与他都没有任何责任。然而，王道士却没有离开，而且把自己的命运与莫高窟紧紧联系在一起，多大的风险都由他自己顶着。由此可见，王圆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这里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王圆   是一个文盲，但他并不是一个“无知者”，在当时感知藏经洞价值的唯有王圆   ，他四处求官，就是为了保护藏经洞，如果是为了赚钱，他绝对不会那样去做。有人认为王圆   把经卷送给官方是为了巴结官员，这话实在令人费解。当时王圆   拿着实物都引不起官员的重视，仅凭他的三寸之舌能说服官员吗?与王圆   相反的是，知县严泽、汪宗翰，道台廷栋，学政叶昌炽，还有清宫中的官员，论官职他们哪一个不比王道士高，论知识他们哪一个不比王道士强，论钱财他们哪一个不比王道士多，可偏偏就是这些高官厚禄、见多识广的大人物倒成了真正的无知者，是他们没有认识到藏经洞的重要价值，没有采取果断措施对藏经洞进行必要的保护。奇怪的是，人们把所有的责任全部推给了王道士，而那些饱食终日，熟视无睹的官员却一点责任也没有。时代发展到今天，我们再也不能昧着良心指责王道士了，而应该声讨那些腐败无能的清朝官员。

出卖藏经的原因
      自1900年发现藏经洞之后，王道士确实为此做了大量的工作，这是不可否认的。一直到1907年斯坦因第一次来到莫高窟，王道士已伴随藏经洞又度过了7个春秋。在这7个年头中，他究竟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累，也只有他自己清楚。在这7年中，除官员拿走部分经卷外，王道士对藏经洞看守得很紧，散失的卷子很少。斯坦因为看到日夜盼望的藏经洞，想了很多办法接近王道士，但王道士避而不见，弄得斯坦因束手无策，毫无办法。后来他了解到王对唐玄奘非常崇拜，所以他借机发挥，把自己也装扮成唐玄奘的信奉者，并欺骗王圆   说他是沿着唐玄奘西天取经的路来的。这一招很灵，他用宗教信仰把王道士的思想沟通了，所不同的是，王圆   是一个真诚的信奉者，而斯坦因显然只是为了一个目的。斯坦因曾这样叙述:“道士之敬奉玄奘，在石窟寺对面新建凉廊上的绘画有明显的证据，所画的都是一些很荒唐的传说⋯⋯我用我那很有限的中国话向王道士述说我自己之崇奉玄奘，以及我如何循着他的足迹，从印度横越峻岭荒漠，以至于此的经过，他显然是为我所感动了。”“那天早晨将通至藏有瑰宝的石室的一扇门打开⋯⋯卷子紧紧的一层一层乱堆在地，高达十尺左右，”“道士自被我开导以后，于是很热心的将卷子一捆一捆抱了出来。”这次斯坦因用200两白银就换去了24箱子遗书和遗画及其它文物5大箱。历经一年多时间，才晃晃悠悠将这些宝物运到了伦敦大英博物馆。中国的国门是大开的，没有任何人过问。
      据分析，当时王道士把经卷卖给斯坦因有三方面的原因。一是在长达7年的时间里，他多次求助官方予以重视，而且是逐级上报，但无人过问，致使他灰了心。二是为了完成他的宏愿，清扫洞窟，修建三层楼，架设木桥苦于无钱，所以卖卷子有助于完成他的事业。三是唐玄奘沟通了他们的思想，这也是宗教的力量所在。再就是斯坦因这个探险家追求事业的精神感动了他。虽然当时王道士的思想极为矛盾，极不愿意外国人将这些文物带走，但在无奈的情况下，他只好让了步。试想，如果中国有斯坦因这样的人，就不可能发生遗憾的事。可惜在那个年代，几亿中国人中，却没有出现这么一个人。
      按理说，斯坦因走后就应该引起中国人的重视，尤其应该引起官方的注重。然而，中国的官方却让斯坦因大摇大摆合理合法的把东西运走。官方的态度使王道士更加放心的随意出售藏经洞的文物。1908年法国的汉学家伯希和又来到了莫高窟，从王道士手中买走6000余件写本。由于伯希和精通汉文，所以他挑选的卷子更有价值。伯希和将这些遗物运往法国时，在北京将其部分卷装裱，并且在六国饭店展览了这些文物，向中国展示了他的“成就”。1914年斯坦因再次来到敦煌，又从王道士手中买走经卷600多件，装满了5箱。在此期间，日本的桔瑞超、吉川小一郎，俄国的奥登保，美国的华尔纳等人先后从莫高窟买走了不同数量的经卷。这些人如此行事，但从来没有受到任何限制。当时一批又一批的外国学者不远万里来到莫高窟探宝，可不知中国的学者都到哪里去了。
      关于敦煌文物流散于国外,是属于盗窃行为，还是属于买卖关系，这也是至今争论的一个焦点问题。我们通常称贵重文物是无价之宝，或说价值连城，实际上这种说法是一个模糊概念。一件文物究意值多少钱，完全取决于买卖双方，多少价成交就意味着能值多少钱。另外，人的价值观也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在不断变化，现在人们的认识提高了，把每件文物都看得很珍贵。斯坦因，伯希和等人拿走的敦煌卷子，都付给王道士一定数量的银子。至于说售价太低，那只是现代人的看法，当时人们的价值观大概也就如此。据1909年8月20日满清政府学部发给陕甘总督的一份电报，可知清政府承认是一种买卖关系。电文中说:“请饬查检齐千佛洞书籍解部，并造像古碑勿令外人购买。”这是伯希和北京展出敦煌卷子之后，清政府才发出电报禁止今后不再把敦煌文物卖给外国人。当初伯希和拿着敦煌卷子在北京搞展览，让中国人饱眼福，就是在清政府的眼皮之下，从来没有一个人提出伯氏是盗窃行为，而视为合理的购买。否则，伯希和也不敢如此斗胆，拿着中国人的宝物在中国人面前炫耀。
      藏经洞的发现预示着敦煌学的产生，而斯坦因、伯希和有胆有识，先入为主，率先把敦煌学推向世界。当全世界为之震惊之时，中国人却不以为然。所以，1941年10月，时任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的于右任在考察莫高窟时，在其诗句中大声疾呼，“敦煌学已名扬天下，中国学人知不知?”于右任先生的感慨，客观反映当时国人对敦煌学的不重视。从这一点上说，斯坦因、伯希和在向世界宣传中国的传统文化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就连中国人开始重视敦煌学，也是得益于斯、伯等人。王道士喊了7年没有结果，而斯、伯等人之举很快就使敦煌学走向了世界，这种“墙里开花墙外红”的现象在中国几乎是一种传统习惯，不知何时才能改变。
      敦煌卷子流散于国外，自然是伤害了中国人的自尊心，站在民族利益的角度去看，这是一个损失。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流散于国外的敦煌卷子都是由国家级的博物馆、图书馆收藏，并得到严密妥善的保护，无一损坏现象。而在中国则出现了另一种现象，在1907年斯坦因到来之前，无论王道士怎么呐喊都无人重视，当斯坦因把敦煌文物宣传于全世界之时，当朝命官知其重要价值之后，不是考虑如何地保护它，而是千方百计窃为己有。因此，一时间偷窃成风，敦煌卷子流失严重。有人拿着求官，有人拿着卖钱，装进私囊，可以说，这是敦煌卷子自发现以来最大的劫难，遭到了最严重的破坏。1910年清政府作出决定，把剩余的敦煌卷子全部运往北京保存，在其运送的路途中，几乎每到一处都失窃一部分，这种现象从敦煌到北京都是如此。流散在民间的卷子有的被无意破坏，有些被私人收藏。流散在敦煌本地的卷子相当多，在“十年浩劫”中，一捆捆经卷在抄家时被抄了出来，其下落已是可想而知的。
      王道士看到大量经卷散失的情况，他感到非常痛心，因为藏经洞是他发现的，多年来在他保管期间没有发生过无故大量散失的事。当他看到这些人如此掠夺，又如此贪心，使他感到极大的愤慨。所以，当1914年斯坦因第二次到莫高窟后，王圆   对他说了一段令人深思的话，《斯坦因西域考古记》是这样记述的：“说到官府搬运他所宝爱的中文卷子致受损伤，他表示后悔当时没有勇气和胆识，听从蒋师爷的话，受了我那一笔大款子，将整个藏书全让给我。受了这次官府的骚扰之后，他怕极了，于是，将他所视为特别有价值的中文写本另外藏在一所安全的地方。”在王圆   看来，他宁肯把全部卷子卖给斯坦因完整地保存起来，或是由他自己保管，也不愿让卷子受此劫难，究意是谁保护了敦煌卷子，又是谁损害了敦煌卷子，王圆   自有他的看法。
      从这些现实的例证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敦煌艺术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创造这个伟大艺术的是中华民族，但敦煌艺术又是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从这个原则上讲，任何人只要保护了敦煌艺术都是一种贡献，而任何人破坏了它都是一种犯罪。外国人如此，中国人也如此。我们不能站在狭隘的民族主义立场上去看问题，不能认为自己的东西自己毁了也应该，别人保护也是错。
      斯坦因、伯希和等人用银子换去了卷子完完整整地保存在国家级的博物馆和图书馆，无一损坏，虽然为此吃了不少苦，但他们没有留下一卷经文，也没有拿着卷子去赚一分钱。而王圆   也清贫了一世，他用卷子换来钱一分也舍不得自己花，全部用在了保护洞窟上。可以看出，无论是斯坦因、伯希和还是王圆   ，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崇高的敬业精神和强烈的事业心，虽然手中有那么多的宝物，但他们谁也没有为自己谋取利益，这难道能说是一种“强盗”行为吗?
      藏经洞自1900年发现，至今已历百年的历史了，王道士苦守莫高窟30多年，把毕生的精力奉献给了本不属于他的圣地，辞世也已66年了。如今，莫高窟一片兴旺，敦煌学遍及全世界。按道家的戒律，道士死后不该建塔，舍利塔只是佛家的专利。然而，王道士走进佛窟，入乡随俗，他的徒子徒孙为他修建了这座最高最大的塔，墓志上记录了王道士的功德。当我们看到佛家之地高高矗立的这座道士塔，心里有难以言状的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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