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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长城文化对甘肃的影响

发布时间:2005-01-19 16:31:03.0

作者:张耀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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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是中华民族的骄傲。长城在地处中国地理中心的甘肃省的历史存在，长城对甘肃文化的深远影响，都是值得我们研究的问题。笔者试就这方面作一些探索，以求识家指正。

一、长城在甘肃境内的历史存在
今甘肃境内，历代所筑长城，自战国魏至明，工程浩大，且颇具影响的，至少在六条以上。
一曰战国魏长城。此条长城在今甘肃东部庆阳地区之正宁、宁县合水县境内，乃战国时魏国为“界秦”、“界戎”（义渠戎）而筑的长城。一般认为，中国的古长城，始建于战国时期，此条战国魏长城可算是今甘肃境内最早的一条长城了。据《史记•秦本纪》载，战国时，秦孝公元年（公元前361年），“楚、魏与秦接界，魏筑长城自郑滨洛以北，有上郡。”《史记正义》对此注云：“魏与秦接界，南自华州郑县（今陕西华阴一带），西北过渭水，滨洛水东岸，自北至上郡富州之地，皆筑长城以界秦境”；“魏筑长城自郑滨洛，北达银州（今陕西米脂县西北）”。《史记•魏世家》亦载，魏襄王七年（公元前312年），“魏尽入郡于秦。”《括地志》对此注云：“魏筑长城界秦，自华州郑县以北，滨洛至庆州洛源县白於山”（今甘肃庆阳地区华池县北，陕西吴旗县境，即今横山）。又据《史记•匈奴传》云，韩、赵、魏三家分晋后，“魏有河西、上郡、以与戎界边。其后义渠之戎筑城廓以自守，而秦稍蚕食”。根据这些史载及庆阳地区方志记载，笔者经多方论证及实地考察，终于弄清了此条战国魏长城在今甘肃庆阳地区正宁、宁县、合水县过境的遗址，终于使这条鲜为人知的长城，大白于天下。此条战国魏长城在庆阳地区正宁、宁县、合水县过境总长约200公里，其修筑特点是以依自然地形或河旁、沟边堑削和筑墩台为主，夯筑很少见。这是由当时的生产水平和“界边”的需要而形成的。加之，魏襄王七年，“魏尽入上郡于秦”后，对此条已属自己境内的“界墙”，一律采取“夷云险阻”的态度；特别是秦统一天下后，“隳坏”原六国时国与国之间的城墙，使天下再无阻隔。所以，今之战国魏长城的遗址，就更加难于辨认了。
二曰战国秦长城，此条长城乃战国秦昭王在公元前272年灭义渠戎国（其国都在庆阳地区宁县西北焦村乡西沟村，即秦北地郡治义渠）之后，秦有了陇西、北地、上郡，“筑长城以拒胡”之长城。此长城在甘肃境内，西起古临洮（今岷县一带），经今之甘肃定西地区临洮、渭源、陇西、通渭四县，平凉地区的静宁县；然后从宁夏回族自治区的西吉、固原、彭阳三县过后；又经甘肃庆阳地区的镇原、环县、华池三县，进入陕北吴旗、靖边等县向东北云，至今内蒙古的十二连城。在甘肃境内共经三个地区八个县，共长约一千余公里（含今宁夏内的75公里）。以往史家将此战国秦昭王就始建的长城，说成是秦始皇所建长城，是不够妥当的。战国时，秦日益强盛，时有争霸的趋势，力图东进，统一天下，所以，在其与东面邻国之间，没有修筑长城的必要。但在秦之西与北境地区，因与戎和匈奴接界，匈奴奴隶主贵州不时南下骚扰，这不仅对秦国内人民生产生活的安定有很大的威胁，而且对其统一天下的雄图亦极为不利。特别是与战国秦北界相邻的义渠戎国，不仅能“筑廓以自守”，而且参与中原诸国与秦合纵连横之争，是西北少数民族中能与强秦抗衡的主要力量，逼使秦国不得不采取“怀柔”策略。在秦昭王三十五年（公元前272年，一说270年）灭了义渠国之后，立即在原义渠所领之地设北地郡，并把郡治设在原义渠国都所在地义渠。同时，秦昭王乘胜追击，在其西界和北界，修筑防御性的长城，此后，秦再无后顾之忧，就较放心地与东方才国争雄了。此条西起甘肃临洮，东出今甘肃华池的战国秦长城，修筑方法与战国魏长城大不一样。战国魏长城主要是沿河旁、沟边堑削，而战国秦长城则是沿分水岭修筑，以夯筑为主。城墙居高临下，烽墩遥相呼应。视野开阔，气势雄伟。笔者曾于1960年，在今陇西县北的德兴、福星、云田一带；1966年，在今镇原县武沟、马渠、三岔一带；1986年冬，在今环县半个城、城西川、环县城等地，看过战国秦长城的城墙、烽墩等遗址，使人不得不赞叹其工程之宏，匠心之慧。走分水岭地带，易守御而节戍卒，且将一切有利于防御的大小制高点均包括在内侧。此旷世之工程，施工前一定置勘察；有规范化的技术要求。
三曰秦长城。秦长城即秦始皇统一后，在秦始皇三十年（公元前217年），令蒙将兵三十万，北伐匈奴，并“起临洮属之辽东，城堑万余里”，号曰“秦始皇万里长城”。此长城，实际上是在原战国秦长城的基础上“缮修”的。虽是“缮修”，但也不排除个别区段新筑的可能性。这一点，除见于史载外，《庆阳府志》、《环州志》亦有记载：环县，“古为极边之地，长城在其北一里许”。“长城在县治北二里，秦将蒙恬筑有古墩二，其一倾。”
四曰汉长城。汉筑长城，较之秦筑长城，更有所发展，不仅筑内长城，而且还筑外长城，总长约两万里，是历史上修筑长城最长的一个朝代。汉花此大气力筑长城，除了军事上防御之外，汉西部的长城还起着开发西域屯田，保护通往中亚的交通大道“丝绸之路”的作用。在今甘肃境内的汉长城，就是即起军事防御作用，又起开发西域屯田，保护“丝绸之路”畅通作用的长城。据史志记载与实地的遗址考察证实，汉甘肃境内的长城，西从今新疆罗布泊到甘肃郭煌县玉门关以南，沿疏勒河南岸进入安西县，然后向东到金塔县境。在金塔县，长城分北、南两路。北路沿额济纳河北上，南到内蒙古的居延海；南路从金塔东南行，经高台、张掖、山丹、永昌、民勤、武威、古浪等县市境内，直到永登西（古令居）。此呈“丁字状”的汉长城，因主要在河西走廊区域，史称“河西走廊长城”。此长城是汉武帝花了不到二十年时间相继修成的。据《史记•大宛列传》云：“汉始筑，令居（今永登县境）以西。初置酒泉郡，以通西北国”。这是指汉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武帝令骠骑将军霍云病出陇西，击破匈奴。匈奴的昆邪王杀休屠王，遂率四万人来降。武帝即在河西地区置武威、酒泉两郡，于是开始了从令居向西去长城的建筑。《史记•大宛列传》又云：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武帝令从骠候赵破奴破匈奴，“于是，酒泉列亭障至玉门关矣”。此年又完成了张掖、敦煌两郡的建置。汉武帝太初四年（公元前101年），又从玉门以西，“列亭障至盐泽（今新疆罗布泊）”。同时，汉武帝时，还在河西西部地区，修筑了不少长城支线，如玉门关到阳关；阳关到党河品；马迷兔到湾窑等。汉武帝的大将越充国在他的《屯田奏》中说：“自郭煌至辽东，一万一千五百余里，乘塞列燧”。可见长城工程之浩大。汉长城改进与发展了秦以前长城的布局，长城、亭障、烽堠、列城等同时修筑，使长城内外的广大地区，都有相连的堡垒、烽火台、方城，从而构成了一个完整而有效的防御体系。这对于汉王朝的巩固，对于西北领土和中原地区人民的生产、生活安定等的保障，都起了积极的作用。《汉书•匈奴传》说：“是时，汉边郡烽火堆望严明，匈奴为边寇者少利”；“匈奴远遁，而漠南无王庭”了。如今，汉代长城、亭障、烽堠、列城的遗址，在我国的新疆、宁夏、内蒙古、河北，山西省区都有遗留。在甘肃河西地区呈丁字形的，共长城1300多公里的长城区内，断垣残壁则是随处可见。据1988年人民日报出版的《陇原物华》称：乌鞘岭一段，玉门关在湾一段至今保存完好。考察时尚有三米以上的城墙，墙基宽三米，墙顶宽一米多；今甘肃北蒙古自治县的石包城一带，用黄土板筑的汉长城，每隔10多厘米，夹有一层芒苇、红柳等作为防碱夹层，对长城起了很好的保护作用。在玉门关三公里处，有一个叫当谷的烽燧，保存很好，在烽火台下的汉代积薪，也完整保存下来了。至于列城，今河西很多名城，如阳关、玉门关、嘉峪关（汉玉门石障）、沙州古城（今敦煌）、大方盘城（汉仓廪）等等都系汉代始建。这些胜迹，给我们留下了无言的见证。
五曰隋长城。隋也在甘肃境内筑过长城。据《隋书•高祖记》载，为“备胡”、防突厥、契丹、吐谷浑，多次征发大批劳工修筑长城。隋文帝开皇元年（公元581年）四月，“发稽胡修长城，二旬而罢”。开皇六年，“丁亥，发丁男十一万，修筑长城，二旬而罢”。开皇七年二月，“发丁男十余万修筑长城，二旬而罢”。又据《隋书•突厥列传》云：隋文帝为抵御突厥侵犯武威、天水、安定、金城（今兰州）、弘化（今庆阳）等地，下诏：“敕缘边修保障峻长城，以备之”。《隋书•炀帝记》亦有征发丁男修筑长城的记载。但隋修长城，次数虽多征发劳力也很大，每次仅“二旬（二十天）而罢”。所修长城大多是就原有长城加以修缮，增筑的、新修的很少。较之秦、汉长城的工程，相差甚远。且在今甘肃境内修筑了多少，已无从考究。
六曰明长城。明长城是明太祖朱元璋采纳了休宁人朱升“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建议后就开始修筑的。明朝不仅对全国各州府县的城墙都筑得十分坚固，而且对长城的修筑，工程更为浩大。在明朝二百多年间，差不多一直没有停止过长城的修筑，也一直没有停止过长城防务的加固。可以这样说，自战国到秦汉，连成一气修长城，至明代约两千年，长城的建筑工程才告完成。明代综历代筑长城之大成，在关隘要地，不仅改土筑为砖乇，而且将长城与全国各地的城防、关隘、都司、卫所连在一起，构成其防御体系。
城、堡、障、堠、关、塞、隘、口，应有尽有。明长城在甘肃境内，可以说是存留最长、最完整、最宏伟的。其遗址西嘉峪关，经酒泉、高台、临泽、张掖、山丹、民勤、武威、古浪、景泰等县，南过黄河，在靖远县内沿黄河南岸延伸，直到黑山峡，出峡口进入今宁夏回族自治区境。再东进入明时属庆阳府，今属陕西省定边县，然后过靖边、榆林等县而东去山海关。此西嘉峪关、东至山海关，全长万里，即今所称的“万里长城”。此万里长城，在甘肃境内长约三千里。另外，为确保兰州的安全，防御蒙古部落南下，明时还自下马关（宁夏）到兰州；兰州西北上行至武威，修筑邮一条“边墙”（明时称长城为边墙）。此长达500公里的“边墙”，成了保护兰州安全的屏障。明初，为防备所谓“西蕃北上”，还在今甘南、临夏境，修了甘肃境内的南部边墙。共有两条：一条是从今卓尼县札古实禄村（麻路），西北经恰盖（温布滩）、康多（水磨川）到康乐县境，长约125公里。一条是从今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撒拉族自治县北部的黄河南岸的积石关起，东南至康乐县保儿子山的东部的俺陇关，长约250公里。总起来看，明代在甘肃境内所筑长城，总长底不少于2500公里。明还把长城沿线地区，共划分为九个防守区（镇）。甘肃境内有甘肃镇，总兵驻张掖，管辖西起嘉峪关，东到金城县（今兰州市），全长800公里。宁夏镇，总兵驻银川，管辖兰靖（今景泰、靖远），东到大盐池（盐池县），全长1000公里；固原镇，总兵驻固原，西起皋兰与甘肃镇相接，全长约500多公里。据史载，明在甘肃所筑长城，工程历时100多年，先后十八次大兴土木。若以4米长的城墙用土量为80立方米计算，总用了100万立方米的土石。在人烟稀少，多为戈壁沙滩的地带，能筑起如此巨大的建筑，令人不得不惊叹！
总而言之，甘肃境内的长城，上自战国，下至明代，时间跨度达十三个朝代，两千四百多年。甘肃境内的长城，和全国所有长城一样，均系当时的军事防御体系，不是“疆界”或“国界”的标志。但甘肃境内的长城，防御对象各不相同。战国魏是“界秦”、“界戎”长城；战国秦和秦长城是“拒胡”；汉是为“逐匈奴”；隋为防突厥、契丹、吐谷浑；明则是为防蒙古、女真贵族侵犯。从甘肃境内长城的总长度上看，战国魏长城200公里，战国秦长城1000余公里；汉长城不少于1500公里；明亦不少于2500公里，共约5200公里以上，这还未计秦和隋所“缮修”的长城。可见，说甘肃境内有万里长城，也毫无夸张之意。如果再从今甘肃所辖地域上看，今甘肃境内，东、西、南、北、中均有过长城存在，都与长城有不解之缘。说长城是甘肃辖域形成的历史渊源，亦不是言过其实。

二、长城文化对甘肃的影响

两千多年来，对于长城的修筑，褒贬不五。特别是对秦始皇的“万里长城”，更是有褒更有贬。褒扬的如汉武帝、桑弘羊、唐太宗、杜甫等。桑弘关说：“自古明王，不能无征伐而服不义；不能无城垒而御强暴也。”他又说：“有备则制人，无备则制于人。故仲山甫衷职之缺，蒙公筑长城之固，所以备寇难而冲万里之外也。今不固其外，欲安其内，犹家人不竖垣墙，狗吠夜惊而暗昧亡行也”。贬之者如汉朝的贾谊、司马迁、唐朝的贯休，宋朝的郑震等等。认为筑长城是“劳民伤财”，是“暴虐”。其至编出《孟姜女哭长城》等离奇故事，咒骂秦始皇。其实，这些或褒或贬，都是指当时有无必要修长城而言的。他们（包括那些修长城的帝王将相）不会、也不可能清醒地认识到，长城除“防御”之外，还会对中华民族的形成、发育和发展作出很大贡献。两千多年来，中华民族前进的历史已经证明，伴随着中华民族历史遗迹而出现、而存在的长城，而形成的长城文化、而存在的长城，而形成的长城文化，不同于那些为某个人或某个帝王而兴建的如“金字塔”，“秦始皇兵马俑”等奇迹；长城存在的根本价值是为整个中华民族及其根本利益服务，长城的根本属性就是保护先进，保卫和平，反对侵略、反对战争、保障人民的安定生活。我们已经看到，由于有长城的存在，那种破坏生产力的倒退行为，被一次次地防止、减轻、延缓或缓解了破坏程度；也由于有长城的存在，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凝聚、发展的核心基地，即中原地区被保护了，从而使中华民族得以日益壮大与繁荣。长城的这种历史光辉，是独有的，是世界古文化“八大奇迹”中独一无二的。所以，不能仅仅认为长城只是泥土或砖石所筑，而要看到长城更是中华民族人民用自己的智慧、信念，感情和血肉筑成的，是中华民族文明史上的伟大工程。长城的历史存在，不仅造福历史，而且为我们中华民族的发展已经起到，而且将会继续起到其不可估量的精神上的启辖和意志上的鼓舞作用。伟哉！长城，中华民族的骄傲。东、西、南、北、中皆有长城历史存在的甘肃，就是长城这一光辉奇迹的见证。

（一）长城对甘肃建置区划格局形成的影响
东、西、南、北、中都有长城历史存在的甘肃建置形成，虽完善于清代。但究其行政区划格局的历史渊源，都与长城有不解之缘，早在战国魏为“界秦”“界戎”而筑长城时，当时的今甘肃庆阳地区及其西境，尚在战国魏长城的外侧，系义渠戎国控制区。而战国秦发源之地，即后来的陇西郡，也属戎狄之地。故就当时周之控制区（即中原地区）来讲，除秦立足之地关中地区外，其北部、西部、皆系魏长城外侧的戎狄之地，故无中原行政建置可言。后战国秦在灭了义渠之后，有了陇西、北地、上郡等建置，并“筑长城以拒胡”。这时，原战国魏长城外侧之戎狄之地，成了战国秦长城的内侧，且第一次有了陇西郡、北地郡的建置，这就是今甘肃的庆阳、平凉、陇西、临洮等地区。战国秦长城的建筑将被陇山（六盘山）隔开的陇西、陇东联系在一起，这为甘肃辖陇西、陇东打下了基础。逮至汉，又向秦长城外侧的地域大为扩展，并修了“河西走廊长城”。随之，汉以长城为依托，先置武威、酒泉两郡，后置张掖、敦煌两郡，这河西四郡的建置，使河西走廊与原战国秦长城内侧的陇西，陇东地区不仅都成了汉长城的内侧，而且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连成一气。这样，陇西、陇东与河西四郡，实际上形成了今甘肃省所辖区的雏形。后经隋、唐、宋等朝代的经营、建置名称和辖区虽有小的变化，但由秦、汉两条长城连结一体的基本格局仍相沿未变。加之明代又修了万里长城，更加界定了今甘肃北境。清总其要，于顺治五年（公元1648年）徙甘肃巡抚驻兰州，于是东至庆阳府1180里，西到安西直隶州2120里，东西全长3300里的甘肃省区划建置就基本定形。这就是今甘肃省辖区域及建置因长城的存在而形成的历史渊源。舍此，则怎样能将东西三千三百里，南北或二百里（甘州）、或一千二百里（巩昌）不等的广大地区，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历史地联系在一起？追根问底，皆因长城的历史存在而已。

(二)长城闻甘肃境内先进生产力的推进
大致自春秋中叶以后，由于铁制生产工具的运用，使中原地区的农业生产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生产力有了突飞猛进的提高。到战国时期，虽政治上群雄割剧，但各国都在各自的国家内竞相“弯法”，力图使生产关系与先进的生产力相适应。发展农业、奖励战功，争取成为一个最富强的国家，成了各国霸主的强烈愿望。这客观上对生产力的发展，无疑是一个有力的促进。为保障各自国家的安全，防御侵略、筑界墙、修长城，成了当时的“时髦”。在今甘肃部，庆阳地区的正宁、宁县、合水境内的战国魏的“界秦”、“界戎”长城，就是在这种“氛围”下筑成的。当战国魏的今庆阳地区修“界戎”长城时，其长城外侧的义渠戎，尚处在“能筑廓以自守”的农牧兼有，以牧为主的阶段，与长城内侧的经济，差别还很大。后战国魏“尽纳上郡于秦”，秦灭了义渠，在陇西、北地、上郡之边，“筑长城以拒胡”。此时，战国秦把原戎狄之地，圈入了自己所筑长城的内侧，并大力扒进农业经济，推行“书同文、车同?l，行同伦”以及统一货币，统一度量衡制度，从而使长城内侧的生产能与中原地区相适应。这一点，从今战国秦长城内侧出土的文物可以得到证实。在今镇原县、环县出土的文物中，在此二县战国秦长城的外侧，至今尚未发现战国秦和秦文物的遗留，说明战国时，秦很少涉足长城外侧；在此二县战国长城有内侧，现已出土了不少与秦或战国有关的器物，如铜剑、铜戈、铜锛、铜马饰；秦“始皇帝廿六年”铜诏版，铁权、铁叉等。环县城西川马别梁台地还出土一残“车”，说明长城内侧，还通行过马车。此地西境的山梁，至今仍名车道梁，有古车道遗迹。这些都说明，秦自商鞅变法至秦始皇时代，对长城内侧广大地区曾有效地、大力推行过其制度；也说明，战国秦长城确实在当时保障了先进生产力在今甘肃陇西、陇东的推进。这可说是无可争辩的事实。逮至汉，“河西走廊长城”的修筑，又保障了汉于此地区推进先进生产力。汉以长城为依托，在长城内侧，移民实边，增开屯田，推广农业生产技术。中原地区的牛耕，铁制农具如犁、锄、铲、镢以及辩土、施肥、田间管理，轮种等都引进到河西。还兴修水利。引黄河水和山界间的水流，修渠灌田，修促进了生产的发展。同时，手工业、商业以及河西城市等都有了很大的发展。正如《汉书•匈奴传赞》所说：边城宴闭（即边郡城六闭得很晚），牛马布野，三世无犬吠之警，黎庶无干戈之役。此种盛况，已被近年在河西出土的大量文物所证实。仅武威雷台汉墓出土的堪称国宝的“铜奔马”一件，就可以证明河西走廊在长城的保障下，生产力已达到怎样的水平。至于隋唐以后，生产力的发展等，这里不再赘述了。

（三）长城屏护了甘肃境内“丝绸之路”之发展
丝绸之路，和甘肃境内的长城一样，横贯甘肃东西。甘肃境内的丝绸之路，是随长城的产生而产生，随长城的形成而形成，随长城的延伸而延伸。丝绸之路自甘肃之东到甘肃之西，始终以长城为屏障。得长城之屏障而形成，得长城之屏障而发展。甘肃丝绸之路产生之初，并不是由于“交换”或“交流”之需要而产生，而是由于军事防御的需要，即筑长城的需要而产生。随着长城的建筑，战争的平息，人民的安定，生产的发展，物资的丰富，“交换”的需要就应运而生。原用于修筑与守卫长城的“交通大道”，就自然成了互通有无的“交换”之道。“丝绸之路”即在甘肃境内由东向西逐渐形成与接通。同时，也在长城的屏护下发展。战国魏长城是这样，战国秦长城是这样，汉之河西长城更是这样，它们都是“丝绸之路”的屏障。这不是危言耸听，这是历史史实。
一般认为，古丝绸之路之东端起点，乃秦之古都咸阳（今西安之西北境）。但不能因此说：英语称中国为“支那”（China），是因“秦瓷器”出口国外而得名。这种说法，使人难以置信。因为：一则当时尚无东西相通的丝绸之路；二则秦当时尚用瓦器，无“瓷器”可言。这一点，今出土的“秦兵马俑坑”与蔺相如“请秦王为赵王击盆缶”可作证；三则至今尚未见“秦瓷器”出土。俗话说，家家都有通长安的路。但路是大道，不是“羊肠小道”，那未免失之偏颇了。丝绸之路产生之初，是由当时的“军用大道”，即可通兵车之道而发展起来的。现在公认的丝绸之路，起端有南路、北路之分，南路无多大争议，北路则说法不一。南路即“陇西道”。此条路从古咸阳出发，西经陕西扶风、岐山、凤翔、■阳、陇县（古■原），度陇口（亦称陇关，即通过陇山的关口，汉称大震关）到今甘肃张家川回族自治县（原清水县）的恭门（一说此地为三国时的街亭）。又南下以清水县城，至天水的社棠，再沿渭河上行，经甘谷、武山，陇西至渭源，由渭源翻鸟鼠山到临洮。汉将此路延至今临夏（?⒑保┮晕鳎?与河西走廊丝路相接。此线上的陇西、武山、临洮等地，原是狄原戎活动之地、秦孝公“西斩戎之王”即在此境。秦昭王时（公元前272年）修筑战国秦长城，保障了此条丝绸之路的畅通。北路，是从古都咸阳北上，经今陕西泾阳、淳化（秦甘泉宫在此）旬邑，过今甘肃庆阳地区的正宁、宁县、西北行至今董志原南部，宁县焦村乡西沟村（义渠戎国国都及秦北地郡治所在地），再沿今西峰市辖区肖金镇、北石窟寺（汉安定郡彭阳县地）北行、经今西峰市彭原乡（东汉北地郡治富平城在此），庆阳县驿马镇，桐川乡、土桥乡、在董志原北端的野狐沟东过环江，到今庆阳县马岭镇（西汉北地郡治），又沿环江北上，至今环县城（此地即汉关中四关之一的北萧关）。此段北路是因战国时魏筑“界戎”长城，秦灭义渠“筑长城以拒胡”，即筑战国秦长城而形成的。至汉，疆域北扩，汉武帝曾通回中至萧关之道，“遂北出萧关”。出萧关后一则既可北上今宁夏吴忠、银川而到达今内蒙古的古居延（额济纳旗），然后　南下今金塔县，再过酒桌而西去；二是可从萧关西经今宁夏同心、海原，甘肃的靖远、永登（古令居）而西去。此北路，唐以来不少史家认为是从今宁夏固原而过的，这是不了解萧关在何处之误，汉建河西走廊长城，使南北两路的丝绸之路合而为一。可见，今河西走廊丝绸之路，其所以经久不衰，其源盖因有长城之屏护。甘肃古为丝绸之路的咽喉，今天成为开发大西北的交通要道，其源均是因有长城之屏护而产生，而发展。但这点至今却很少有人知道。作为史学工作者，有义务有责任使中华民族的骄傲?D?D长城的光辉，重见天晶，重放异彩。

（四）长城促成了甘肃内民族的融合
或以为，长城是封闭式的，谈不上促成民族的融合。这是与多年来，人们总习惯地把长城与一部民族斗争史联系起来有关。这种模式观念由于纠缠在不愉快的、永远也说不清的民族斗争史中不能自拔，所以就对长城的出现、演变所反映出来的历史力量和存在价值，看不清或被完全忽视，以致缺乏或不愿作深入的探索。实际上，长城在筑之初与建成之后，都不是闭封式的。“长城内外皆亲人”这句话，就反映了这种情况。似乎可以这样说，长城犹如一条巨大的历史纽带，带动着中华民族团结、融合的历史车轮向前运转，它不仅使长城内侧的人们，由于生产、交换生活、防卫等需要，在同一地域，同一生产方式的新的经济基础上，形成一个有差异、但不对立的、逐步凝聚在一起的稳定共同体。从而，使各民族互相融合为一个菜同的整体成为可能，这就为中华民族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也使长城外侧的人们，随着长城的存在和延伸，先进生产力的推进，以及长城内外侧长期的经济联系与文化交流，相互通婚、人口的互相迁移等的相互影响，就使接受先进生产与比较先进的文化亦成为可能。我们知道，在历史的长河中，相互战争总是短暂的，而和平、交流、相互影响总是长期的。这样，长城这个中国大地上的巨大历史纽带，带动了这块共同地域上的人们，在两千多年的历史运动中，“虽有差异，但不对立”，共同生活，共同发展，相互融合，促进了有巨大凝聚力的中华民族整体的形成，发展，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可见，说长城是中华民族的骄傲，确是当之无愧的。
长城既是中华民族形成的纽带，不用说更是甘肃境内民族融合与发展的促成者。历史的史实正是这样。
先从战国前的戎族说起。戎族，曾在我国历史上有过重大影响。自夏商以来，在今甘肃陇西、陇东一带活动。有西落鬼戎、乌氏之戎、朐衍之戎、义渠戎、绵诸之戎，锟戎、翟戎，原戎，还有洛川大荔戎等。周先祖不窟，曾自窜于戎狄之间，即今庆阳地区庆阳县城，教民稼穑，其孙公刘，曾在今庆阳地区宁县城，建豳国国都公刘邑，子孙繁衍共达十二代，直到不窟十二代孙“去豳迁岐”，始贬戎狄之俗，摆脱了戎狄之控制。后，原为西戎之一的秦人，于周宣王时越陇山进入今陕西，因“救周”有功，而有“岐丰之地”。秦人“誓周而逐戎，始国与诸候通”，秦文公“伐戎”；宁公“伐荡社”；武公“伐彭戏氏”、“伐??”；缪公“伐茅津”。问戎之地形与其兵势；用由余谋，伐戎王，“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秦与戎的斗争，实际上是既斗争，又融合的过程。后秦厉公“伐义渠、虏其王”；孝公“西斩戎之原王”（今天水、陇西、临洮、兰州一带为戎原王活动之地）；惠公“县义渠”，“伐取义渠二十五城”，直到秦昭王时，才灭了义渠，并“筑长城以拒胡”。这样，从表面上看，是秦将大小戎族，都一一吞灭了，实际上是秦与戎融合了。战国秦长城的修筑，更促进了这种融合的进程。对长城外侧，加速与巩固融合。这为以秦为代表的秦族与中原各族的融合打下了基础；也为以后汉越过战国秦长城，而与其他族融合创造了条件。
再说汉河西走廊长城区境的月氏、乌孙、匈奴诸族。月氏、乌孙诸族，原为今甘肃河西地区的游牧民族，秦汉之际和汉朝初年，月氏和乌孙相继西迁，成为“西域”（汉时称今新疆为西域）的成员，今河西地区完全为匈奴所占。匈奴单于领一部分部落，如浑邪王、休屠王、折兰王、卢胡王、酋涂王、单桓王等分布在河西地区。汉初，对匈奴采取嫁公主，通关市、纳币帛的办法，讨好匈奴贵族。至汉武帝时，开始从各方面搞击匈奴的侵袭。公元前121年命骠骑将军霍去病，渡黄河，过焉支山（今山丹大黄山）西击匈奴千余里，杀折兰王、卢胡王、俘虏王浑邪王的儿子。当年夏天，霍云病又乘胜几路追击，在居延、祁连山（张掖境内），又俘获了匈奴单桓王、酋涂王迫使匈奴统治集团内讧激烈，匈奴浑邪王在归降中杀了休屠王。汉将浑邪王及其所领四万多匈奴部族安排在河套地区。从此，汉又以长城为依托，对河西地区实行移民、屯田、建立郡县等重大决策。仅中原移入河西走廊定居的人，就有出使西域者、从军者、商贾、屯垦者、亡匿者、以及来往于西域的人等，特别是从军者更多。这样，就使河西地区原住户与新定居的住户，如月氏、乌孙，匈奴等族人与迁入户（不一定全是汉人），在长期在同一地域的共同生活、共同生产中，凝聚在一起，相互融合了，在长城的保护下，各民族之间，虽有差异，但不对立，从而逐步走向了融合。可见，汉长城也亦为中华民族的团结与融合、统一与繁荣，立下了汗马功劳。
三从汉以后甘肃境内各民族的融合看。氐族，是甘肃境内的一个古老民族，曾活动于甘肃临渭地区（今清水县与天水北道区之间），世称临渭氏。到十六国时期。氐族成为中国历史上，也是甘肃历史上一支很活跃的政治力量。如前秦符坚，河西地区的后凉吕光，都是氐族。符登于公元386年，在狄道（临洮）自立为帝，东伐姚苌，并以今平凉为基地，攻取长安。后凉吕光，于公元386年，在酒泉建后凉政权，统治区包括河西郡和西域境，所以西域商人、使者和一些百姓，曾大量进入河西，使河西地区的民族成分更加复杂，所谓西域“胡”，在河西居民中占了很重要的地位。同时还有名清水氏的氐人，先后在陇南地区建立了前仇池，后仇池、武都、武兴、阴中等国，这些以陇南为摇篮的氐族，与汉族有密切的关系。族内提倡汉文化，到南北朝时期，氐、汉的差异越来越少，至隋、唐，氐族就完全融合于汉族和其他民族之中了。再则，秦汉时，游牧于今蒙古东部额尔古纳河以南的鲜卑族，十六国南北朝时期，大亘南下，进入甘肃河西与陇右。成为这一时期甘肃的一个主要民族。其中陇西乞伏鲜卑于公元385年，在宛川筑勇士城（今甘肃榆中县大黄川）为都，后迁都金城（今兰州地区西部），又东迁成纪（今甘肃秦安、静宁之间），几年后又迁都?⒑保?今临夏），后被夏所灭。这样，鲜卑族遂分散于今兰州、临夏之间。另一支鲜卑人秃发部，活动于今永登至青海湖一带，后被乞伏鲜卑所灭。以上两鲜卑，在今兰州和定西地区有数十万众。以后逐渐融合于这些地区其他民族中。至于统治了中国北部的拓跋鲜卑，相继建立过北魏、西魏、北周等政权，其统治范围包括整个甘肃。其部分后裔也融合于甘肃诸民族之中了。还有在河西张掖及其他地域活动的被称为卢水胡的少数民族，这是南北朝时期最后被灭亡的一个少数民族北凉政权，其族亦融合于甘肃其他民族之中。可见，十六国至南北朝约260年间，是甘肃民族融合的一个“鼎胜”时期。各族在北部长城的屏护下，斗争、团结、凝聚、融合，一步一步地溶入中华民族的大家庭中，成为中华民族“既有差异，又不对立”的一员。使甘肃各族人员保留了各自的特色，又使中华民族更加团结、壮大。到了隋、唐以后，隋在甘肃临洮、临夏等地，有吐谷浑十万人的融入；唐在临洮有两万多羌族人的融入，亦有唐、蕃在清水合盟，划定了唐、蕃在甘肃的界线；宋有夏、吐蕃在甘肃的争夺等等，均反映出甘肃境内各民族之间，互有差别，有各自的特色。其间有斗争，但经过斗争，终能达到不对立，相互融合的特征。所以说长城对中华民族的贡献，对甘肃民族的贡献，其存在的历史价值，是难以估量的。

（五）长城文化是甘肃文化的基础
甘肃，古为伏羲与轩黄文化的发祥地。伏羲氏部族最早活动于今平凉地区静宁县南部地区；轩辕黄帝氏部族最早活动于今庆阳地区子午岭（古桥山）地区。如今，在甘肃境内全国标名的重大考古发现就达十多处。如属仰韶文化晚期的秦安大地湾遗址；公元前5000-4000年的临洮马家窑遗址；距今4000年的商王朝的广河县齐家坪而得名的齐家文化遗址；还有玉门火烧沟遗址，晚于齐家文化的临洮辛甸文化遗址；属西周时期的临洮寺洼和平凉安国的寺洼遗址等等。特别是标志中国旧石器时代第一件石核、石片，早在1920年就在今庆阳地区华池县上里塬越家岔柳树湾的“洞洞沟”发现，使中国古人类活动提前了几十万年，轰动了当时的考古界。另外，早在西周之前，周先祖不窟及其孙公刘等十二代人，就在以庆阳地区为中心的“戎狄之间”，建立豳国，教民稼穑，创下了丰厚文化业绩。《诗经•豳风•七月》等，就是先周家民在豳地（豳都公刘邑，在今宁县城西一里庙嘴坪）生活的剪影，经留下了我国有关农业生产情景最古老的形象记录，生动地体现了古代劳动人民惊人的智慧和创造力。这些，都说明了在甘肃这块土地上，先民们曾给我们创造了古老而辉煌的、博大精深的文化基础，随着长城的修筑，就产生了影响甘肃两千年的长城文化。
文化，即人类在社会历史实践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长城文化即中华民族在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总和，正是由于长城在甘肃境内东、南、西、北、中的历史存在，长城文化就与甘肃文化结下了不解之缘。长城文化除前列四个方面，即影响建置形成，保障推进先进生产力、屏护丝绸之路，促成民族融合与发展外，还对甘肃的历史文化的形成与发展，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在这方面亦是史实俱在，有目共睹。
当人们沿甘肃境内的长城，自西向东而行时，就不难看出，在“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原野上，当年尚是兵马战场，御所、驿站、廪库的“窝棚”古塞，如今早已成了闻名中外的边关重镇。诸如阳前、玉门关、嘉峪关、敦煌（沙州）、酒泉、张掖、武威（汉姑臧城）及至兰州、天水等等，真可谓今非昔比。当人们观赏世界艺术宝库莫高窟、东方雕塑馆麦积山石窟、炳灵寺石窟、榆林石窟、北石窟寺等十多处石窟以及夏河县的黄教六大寺院之一的拉卜楞寺、名扬中外的张掖大佛寺（寺内有全国最大的室内卧佛），陇右学宫之完的武威文庙，天水伏羲庙等名刹大庙时；当人们仰览武威罗什寺塔，张掖木?d、华池双石塔、宁县政平砖塔，以及兰州白塔；登嘉峪关城楼、酒泉鼓楼、陇西威远楼；敲响武威大云寺铜钟、宁县普照寺铜钟、庆阳慈云寺女真文铁钟等名塔古钟时；当人们游览麦积山、崆峒山、兴隆山、莲花山、吐鲁沟、贵清山、五泉山、白塔山、鸣沙山与月牙泉、渥洼地、天池、酒泉、雁滩等名胜风景时，凡此等等，不知人们在观赏赞美时有没有意识到这些甘肃境内地面上的文化奇迹，都与长城文化有关。近年地下出土的无言的汉代文物，可为此佐证。武威磨咀子汉墓群、武威旱滩坡汉墓、武威雷台汉墓等出土的文物，有竹、木简及王杖；有陶器、木、漆器、丝织品、毛笔等，其中纺织品就有绢、纱、罗、锦、绉诸多品类。还有推算天文历法的木制式盘；竹、木简中有记载针灸、内科、妇科、五官科等各种病名，处方以及制药方法，用药剂量、服药时辰、针灸穴位、各种用药禁忌等。更有留有墨迹的麻纸。纸、质细薄，文字墨迹清晰可见。墓室中更有比敦煌莫高窟要早几个世纪的彩绘。在雷台张将军汉墓中，除出土的金、铜、铁、玉、骨、石、陶、漆器近四百件外，还出土一套精致的铜车马，按出行仪仗排列，包括俑45个，车14辆，牛一头，马39匹。俑分骑俑、立俑。俑背书“张氏奴”、“张氏婢”；有的俑胸刻“御奴”、“四奴”、“牵马奴”等铭文。这些不能产不与长城无关吧。更为奇生气勃勃的是出土一件堪称国宝，今已为甘肃象征的“铜奔马”，其构思之精巧，气势之雄伟，可以说是形象是塑造了中华民族“天马行空”的精神境界。验证怪人们竞相为其“命名”。但有一种意见是不可取的，即认为这件稀世珍宝。系通过丝绸之路从外国传入。这是不了解丝绸之路，何时才真正与外国相通所致。
再则，在考古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的、甘肃出土的，总约35000枚的居延汉简、敦煌汉简、武威汉简、甘谷汉简等，更可看见长城文化的光辉。这些汉简，实地记载了汉代烽燧、城、障及边塞屯戍、长城防御等情况，其中有诏书、律令、奏记、檄书、牒书、屯戍、簿册、字书、兵书、历书、医书、赏罚、名籍、兵器、库廪、钱粮薄等，其涉及领域包括汉代社会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科技、法律、哲学、宗教、民族等各个领域。特别是与长城，即与边塞有关的汉代边塞各级防御机构，关于守御器装备的种类、数量，使用等不同规格的“郡都尉候障亭燧守御器品”简；斩首捕虏论功拜爵赐金钱的“击匈奴降者赏令”简等。今之汉简石窟者普遍认为，每枚汉简，都与军事防御、即长城有联系。是的，此旷世罕迹，足可证明长城对甘肃乃至中华文化的奉献。
“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钦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当您吟育这些烩炙人口的“边塞”诗时，您是否联想过这些“边塞”，是曾与长城有过不可分割的联系！同样，当您吃到甜美的葡萄、西瓜等水果时，您是否“尝”到了这是长城所屏护的丝绸之路给您带来的口福；当您听到中国四大传说之一的《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时，您是否知道这里所指长城的实际地点，就是今甘肃庆阳地区华池县乔川乡一带的战国秦长城。因为秦始皇所补筑的长城和所修的秦直道的交汇点正在这里。秦始皇死后的“?d车”，也正是经这里从秦直道（今子午岭）而回咸阳的。“一声哭倒万里墙”，多么豪迈的气派。但您也应该认识到，这是对长城的误解。从上面这些虽为零碎的事实，但也可以看出长城存在的历史价值。
事物的发展，总是内因起着决定的作用。长城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是对甘肃文化起着决定作用的文化，是甘肃文化的基础。在甘肃，无论“丝路文化”，或是“敦煌文化”，都应该说是来源于长城文化。懂得了这点，就懂得了甘肃文化的源与流，也就抓住了甘肃文化的主体，也就不会对甘肃文化“言必称希腊了”了。如今，甘肃的敦煌文化已研究多年，丝路文化的研究也已起步。但笑声者认为，如离开长城文化在甘肃的深厚基础，那就本末倒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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