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石窟考古的回顾与反思-中国长城网

敦煌石窟考古的回顾与反思

发布时间:2005-01-12 12:43:36.0

作者:马世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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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敦煌藏经洞已经发现１００多年。
    那些秘藏近千年的佛教文物和为数甚多的古代文献重新面世，使学术界为之震惊。由此引发了敦煌学的出现，遂使敦煌藏经洞的出土物和敦煌石窟群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研究热点。各种专门学科的介入和参与，使敦煌学的研究在广度和深度两个方面都有飞跃性的进展，推出一批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敦煌学百年发展的历程，涉及诸多学科。笔者仅就敦煌石窟考古的状况，作一简要的回顾。
    一、敦煌石窟考古工作，与其他学科相比起步较晚。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敦煌石窟考古基本上是空白。４０年代以后，始有中国考古学家试图用考古学方法，记录敦煌石窟的现状。
    １９４２年参加西北史地考察团的石璋如先生，用考古学方法对敦煌石窟形制进行了测绘和记录，开中国学者用考古学方法研究敦煌石窟之先河。五十多年后的１９９６年，先生的测绘记录在台湾发表，名曰《莫高窟形》，是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田野工作报告之三”。作者在“编辑说明”中称：“本编不是艺术论著，也不是研究报告，而是自１９４２年的６月至９月以窟型为主的实象记录”??１??。此书三巨册，第一册，是洞窟形制的文字记录，逐窟详记有关形制的尺寸数据和洞窟简要内容；第二册，是“窟图暨附录”，每窟皆有平面和剖面图；第三册，是“图版”，刊布了石障如先生和劳干先生当年拍摄的黑白照片４３７帧。
    石窟形制，既要满足宗教使用功能的需求，又是容纳塑像和壁画的载体。这种三维空间的具像形式，是石窟内涵的重要方面。在两个多月时间里，石璋如先生将张大千先生编号的３０５个洞窟及附属小窟??此书涉及的编号洞窟３０９个，附属洞窟１４７个，总计为４５６个洞窟??，全部进行了测量和记录。这些洞窟形制的测图和数据，是４０年代莫高窟洞窟状况客观、忠实的记录。
    此书第一册，是所测洞窟相关内容的记录。测图中的数据，在记录中均有详细的表述。洞窟的塑像和壁画等内容亦有简要的记录。记录内容包括：测期??测图日期??；座向??洞窟坐标方向??；时代??除作者的看法外，还注出已有研究成果的诸家见解，便于读者参照??。洞窟以窟室、龛坛、画题、附洞、容积六项分别记录。窟室又分为形制、前室、门洞、主室、窟高、窟顶、容积七项。龛坛分为类别、形制、龛高、龛顶、容积、塑像六项。画题分为画记、供人??供养人??、题记三项，分别记录壁画内容、供养人像和壁画或供养人的题记。附洞，记录附属洞窟状况。容积，是特别设立的一项内容。根据洞窟测量的相关数据，然后计算出洞窟的容积，列专项标注，以反映洞窟的规模和体积。为了记录简洁，术语规范，石先生将多项内容进行了分类和归纳。如窟顶分为１１种，佛龛分为９种，中心柱分为７种，塑像分为２７种不同的组合，塑像的坐姿亦分出多种不同的式样。而窟级一项，以洞窟面积大小划分，分为１５级，归纳为特和甲、乙、丙、丁五级，特级洞窟皆为大型洞窟。可以看出，此书内容的记录和有关项目的安排，多从方便读者的角度考虑问题，最大限度发挥洞窟形制数据的作用。
    石障如先生五十多年前所做的洞窟测绘图和相关记录，以及发表的《莫高窟形》，对于我们研究莫高窟洞窟形制及相关问题，仍有其特殊的参考价值。
    二、任何石窟保护和研究单位，都应该进行基础性的石窟考古工作。敦煌文物研究所在建所之初，即设有“历史考古组”，限于当时的客观条件，无法开展大规模的石窟考古工作。后来，主持敦煌文物研究所工作的常书鸿先生意识到敦煌石窟的考古研究工作势在必行，在６０年代初重新组建考古组，调整充实专业人员。当时全所在编人员不足５０人，而考古组工作人员有霍熙亮先生、史苇湘先生??两位先生主持考古组工作，建立资料室后史先生调入该室任负责人??、贺世哲先生、孙国璋先生、关友惠先生、李永宁先生、刘玉权先生、萧默先生、樊锦诗先生和笔者共１０人。这些人员均有本科学历，专业涉及历史、考古、建筑历史、文学、美术等。敦煌６０年代以后的几项重要石窟考古工作，都是考古组承担完成的。还应该提及的是，常书鸿先生还极为重视业务人员业务水平的培养和提高。１９６２年秋，借宿白先生带领北京大学考古专业学生到莫高窟进行石窟考古实习的机会，邀请宿白先生就敦煌石窟考古和敦煌石窟研究的有关问题作了１１次学术报告，后整理为《敦煌七讲》。宿白先生的敦煌七讲，包括：敦煌两千年、石窟寺考古学简介、石窟寺研究的业务基础知识、有关敦煌石窟研究的几个问题、敦煌研究简介、石窟记录与排年、佛像的实测和造像量度经七个问题。涉及敦煌历史、敦煌学研究简史、佛教考古和石窟寺考古的理论与方法以及对敦煌石窟个案研究心得的阐释。宿白先生的讲座，对敦煌佛教考古工作的开展以及后来进行的几项重大考古工作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常书鸿先生将《敦煌七讲》列为敦煌学术讲座丛刊第一集，油印分发供所有业务人员学习参考。从中可以体察到，常书鸿先生是有把学术讲座继续进行下去的考虑。由此联想到１９６３年至１９６５年期间，为了准备１９６６年莫高窟开窟１６００周年学术研讨会常书鸿先生在敦煌文物研究所内部组织安排的３６次学术讨论会。频繁的学术研讨活动极大地激发了业务人员进行学术研究的积极性。当时浓烈的学术氛围，和谐的人际关系。没有资料垄断，没有相互猜忌；每个研究课题的确认和认领，均经过筛选和推荐；每个课题的研究成果，既含有承担者个人艰辛付出的心血，也闪烁着其他同志关心、帮助的智慧光芒。我个人的那篇习作《新发现的北魏刺绣》??发表于《文物》１９７２年第２期??，是１９６４年完成的。那些刺绣残块，是李贞伯先生帮助清洗、熨平、拼对起来的。文中插图是段文杰先生和刘玉权先生绘制的，有一条文献资料是常书鸿先生增补的。前辈学者提携后进，关心青年成长的精神和行动，给我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而文革以后敦煌文物研究所出版的《敦煌研究文集》一书，其中大部分文章是文革前完成的。３０多年过去了，６０年代初期那段美好时光至今难忘。当时敦煌的工作和生活条件相当恶劣，与今天敦煌研究院的情况相比真有天壤之别。重提往事，并非为了“忆苦思甜”。我们不能忘却的是那时科研群体的团队意识，是人们对事业的执著追求，是在恶劣生活工作条件下艰苦奋斗的精神风貌。
    三、６０年代以后，敦煌研究院开展的石窟考古工作主要有以下几项。
    １．敦煌莫高窟南区洞窟窟前遗址的发掘为配合莫高窟南区洞窟危崖加固工程，从１９６３年７月至１９６６年上半年，进行了为时三年的窟前发掘工作。１９７９年１０月至１９９８年４月，又在１３０窟前发掘出窟前殿堂建筑遗址。发掘范围自１３０窟以北，南北约４００米，东西宽５－１５米不等。发掘深度一般是３－５米，个别部位深达７－１２米。发掘的主要收获是：发现窟前殿堂建筑遗址２２个，建筑遗址的年代分属于五代、宋、西夏和元。新发现洞窟３个，小龛４个。这些窟龛分属于北魏、唐、五代和西夏不同的时代。这些窟前殿堂建筑遗址、新洞窟和小龛的发现，对我们认识和了解莫高窟的历史面貌，提供了大批实证资料??２??。
    发掘出的殿堂建筑遗址没有五代以前的，表明唐代以前的洞窟绝大多数是在崖壁上凌空凿窟，无法在窟前建造殿堂建筑。五代以后，底层洞窟窟前地面升高，才有可能在底层大型洞窟前建造殿堂建筑。发掘结果证明，底层五代以后的大型洞窟全部建有殿堂建筑，形制为前殿后窟的形式。诸多殿堂建筑毗邻耸立，当时莫高窟外观气势之宏伟可以想见。
    底层洞窟下新发现３个洞窟，其中第４８７窟原建于北魏，唐代时已废弃，但仍有画工在使用，发现有乾元重宝和颜料陶碟可证。该窟在底层洞窟下４米左右，唐后期该窟被洪水淹没再度废弃。窟前部位因崖面崩塌石块和泥沙堆积渐次增高，五代以后出现底层洞窟窟前殿堂建筑。由此可见，唐后期莫高窟底层洞窟窟前地面的急剧增高，与崖壁崩塌和特大山洪的侵袭有密切关系。那时洪水能进入洞窟，表明大泉河河道濒临崖壁，如今大泉河河道远离窟区，河道变迁之剧烈由是可知。同样的实例在大同云冈石窟亦存在。９０年代初，云冈石窟在２０窟及以东洞窟窟前发现防水堤坝，表明历史上武州川河道距石窟崖壁较近，如今河道已远远离开了石窟。考古发掘的结果，为认识这种变迁提供了佐证。
    莫高窟窟前殿堂遗址的发现，提供了２０多座木构建筑遗址的实例。窟前殿堂建筑的式样，当是模拟寺院殿堂建筑形式。通过五代、宋、西夏、元不同的时代殿堂遗址，可以对敦煌地区寺院殿堂建筑的平面布局、台基建筑结构、建筑材料和建筑技术等，有了具体的了解和认识。
    莫高窟窟前遗址和相关出土文物，为我们提供了全新的实物资料。对其研究也有继续深入的必要。
    ２．莫高窟南区洞窟崖面建筑遗迹测绘和记录
    １９６３至１９６６年间，配合危崖加固工程开展窟前考古发掘的同时，还进行了崖面建筑遗迹的测绘和记录工作。承担此项工作的业务研究人员有贺世哲先生、李永宁先生等。这些建筑遗迹有两类：一种是联接洞窟之间的栈道梁孔遗迹，开凿于各层洞窟地面下方，南北向排列。梁孔多呈长方形，其布列和口径尺寸反映出栈道的结构和用材的规律。梁孔中的打破关系及梁孔口径的变化，反映出栈道重修、改建的变迁情况。另一类建筑遗迹是洞窟前室后壁上的梁孔和上方的椽孔，是该窟曾建有窟檐的佐证。崖面建筑遗迹的测量和记录，涉及近４００座洞窟。绘有二十分之一的测绘图，梁孔和椽孔等皆有口径和孔深的尺寸记录。被封堵的梁孔，均经过清理，填充物的情况也有详细记录。此次崖壁建筑遗迹的测绘和记录工作做得十分细致，测图、文字记录和照片均极完备。崖面建筑遗迹测绘记录资料，保存在敦煌研究院考古研究所，至今未整理发表。敦煌危崖加固工程完成之后，许多崖面建筑遗迹被遮挡或封堵，人们已无法从崖面现状想像或恢复莫高窟崖面的历史面貌。因此这批重要的崖面建筑遗迹的记录，已具有无可替代的历史资料价值。应该将整理刊布工作尽快提上议事日程。
    ３．洞窟测绘记录和敦煌图录
    １９５７年郑振铎先生视察莫高窟时，提出编辑出版敦煌图录的设想，计划全书为１２０卷，次年成立《敦煌图录》编委会。１９６２年文化部敦煌莫高窟考察工作组，对《敦煌图录》的出版工作计划再次予以肯定，此后编辑计划又多次修改调整。全面系统刊布敦煌洞窟资料，出版敦煌图录是一项巨大的系统工程。编辑敦煌图录，其基础工作是洞窟的全面测绘和文字记录。此项工作６０年代以后陆续展开，其中２６８、２７２、２７５窟的测绘图和文字记录，经过６０年代、８０年代以来多次核对增补，已具备整理考古报告的基础。２９０、２４８窟多数测绘图已完成，７０年代曾有出版２４８窟试行本之议，并已完成初稿。而北朝洞窟中最为精美，最为复杂的特级洞窟２８５窟，７０年代经过霍熙亮、关友惠、刘玉权等先生长达两年的现场实测，完成了高质量的测绘图，文字记录也已大体完成。上述洞窟的已有工作，为编辑整理洞窟考古报告奠定了较好的基础。这些早就应该问世的报告，却被因故拖延下来。四十多年前，郑振铎先生等前辈学者提出《敦煌图录》出版计划，是极具远见卓识的。常书鸿先生在《九十春秋》一书中说：“全面资料的调查搜集及整理统计工作，是研究所的工作基础。我们要逐步有计划地搜集、整理加以出版，介绍出来成为大家的东西，能使大家看到，让更多的人来研究。”《敦煌图录》不是敦煌洞窟照片的汇集，而是通过测绘图、文字记录、照片、临本等多种记录手段，对洞窟的现状和洞窟变迁历史情况作全面、系统、客观、科学的记录。如果公开出版，可以为学术界提供完整、可信的洞窟资料，同时也是洞窟保护所需要的完整档案。从国家文物保护单位的“四有”要求看，这样的洞窟记录工作也是任何一个石窟文物保护或研究单位，都需要花大力气做好的一项基础工作。敦煌研究院在此项工作上，已有良好的基础，应该将《敦煌图录》的出版工作尽早付诸实施。
    ４．敦煌莫高窟北区洞窟的清理和发掘。
    敦煌莫高窟北区洞窟的清理发掘，是敦煌研究院１９８８至１９９５年完成的一项主要考古工作??３??。北区洞窟中，保存有壁画的洞窟有４个，已纳入莫高窟南区的编号系统，即４６１、４６２、４６３和４６４窟。其时代分别属于北周、西夏和元。其余２００多个洞窟的性质和状况，在清理发掘前一直模糊不清。通过此次全面的清理发掘，不仅揭示出这批洞窟的历史面貌，也提出了许多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北区洞窟清理发掘的主要收获是：
    理清了北区洞窟的数量和保存状况。清理的北区洞窟为２４３个，严重残毁的洞窟为５６个，大体保存完好的洞窟１８７个。残毁洞窟数量约占北区洞窟的四分之一，这些洞窟的毁损多数发生在元代之后。其毁损速度之快，数量之巨令人吃惊??无情的历史事实告诫我们，洞窟的保护工作是何等重要。
    廓清了北区洞窟的性质和使用功能。以往谈到北区洞窟，大多臆测为画工居住的洞窟。经过清理发掘，根据洞窟的形制、相关设施和洞窟出土物品，已经可以基本判明多数洞窟的性质。初步判定不同性质的洞窟有：僧房窟６５个，附有禅室的僧房窟９个??僧房窟总计７４个??。单室禅窟６８个，多室禅窟１０个（禅窟总计７８个）。瘗窟２３个，礼佛窟２个，仓储窟２个，性质不明洞窟５个，未完工洞窟３个。有些洞窟性质的判定是否准确，尚可进一步斟酌。
    从初步整理的结果可以看出，僧房窟和禅窟数量最多，两者皆占北区洞窟总数的三分之一左右。可以认为，其中大部分洞窟是僧人坐禅和日常生活起居用的。这种现象和龟兹石窟中也存在大量僧房窟和禅窟的情况有些类似，两者有无联系可以再作研究。龟兹石窟，僧房窟多和礼拜窟毗邻成组存在，表明两者存在内在联系。而莫高窟北区洞窟的僧房窟和禅窟，与礼拜窟多数分离，它们和礼拜窟的关系如何，一般难于确认。敦煌和龟兹石窟僧房窟和礼拜窟之间组合情况的差异，当有各自不同的宗教信仰背景。
    敦煌北区洞窟中，发现瘗窟２３个，这是以往不清楚的。在麦积山石窟和龙门石窟有瘗窟存在，已为大家所熟知。近年经过进一步调查，龙门石窟和须弥山石窟又发现一批瘗窟。僧人使用瘗窟葬，在北朝时已较为流行。佛教的丧葬观念和方式，对世俗信徒产生影响。从敦煌莫高窟北区洞窟发现的实例看，俗人的瘗窟葬，最晚在隋末和唐初时已经出现。在莫高窟大桥东王道士墓塔以南地带，曾耸立一批僧人墓塔。７０年代修公路时，破坏多座墓塔。经霍熙亮先生清理，发现有盛装骨灰的木匣，并有墨书纪年题记??纪年似是至正某年，此资料未发表??。由此可以推知，在莫高窟大泉河东岸有一批元代僧人墓塔。在敦煌存在瘗窟葬和墓塔葬两种僧人丧葬形式，两种葬式有无年代上的差别，抑或是因僧人地位高低有别而不同，其原因值得进一步研究。
    北区洞窟的开凿次第。经整理发现北区洞窟开凿，大体是从南向北渐次扩展。即年代较早的洞窟分布在北区南端。北区北端洞窟一般年代较晚。这种集中利用崖面的情况，是符合石窟开凿规律的。北区南端临近南区洞窟，其崖面被较早利用是合乎情理的。洞窟相对集中，也有方便解决洞窟之间的连通和栈道架设的因素。莫高窟北区洞窟开凿次第规律的发现，为北区洞窟的分期研究提供了有利条件。
    北区洞窟的进一步整理和研究。莫高窟北区洞窟的清理和发掘，取得了一大批新资料。由于洞窟数量多，出土物品繁杂，整理工作量很大。加之莫高窟北区洞窟业经多次盗扰，窟内地层堆积已非历史原貌；许多洞窟原有物品被盗掘流失域外，且收藏地点分散；而北区洞窟本身延续使用年代长，改造、扩建情况复杂，增加了洞窟性质甄别、确认的难度；可供洞窟分期排年参照的纪年出土物较少等等。均为北区洞窟资料的整理和研究，增加了许多困难和障碍。尽管如此，我们仍期待莫高窟北区洞窟的考古报告早日发表。
    ５．洞窟的分期与排年。
    用考古学的方法对洞窟做分期与排年，也是石窟考古的基础性研究工作。莫高窟洞窟的分期研究，始于６０年代。在宿白先生的具体指导下，刘玉权先生将莫高窟和榆林窟一批过去认为是宋代的洞窟，甄别区分为西夏洞窟，并进一步作了排比和分期。这在西夏石窟的研究中，无疑是具有开拓性的贡献??４??。后来樊锦诗先生等人对莫高窟北朝洞窟和隋代洞窟也作了分期研究工作，前者区分出一组北周洞窟??５??，后者分出早、中、晚三期??６??。分期的结论，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会有若干调整或修正，使其更趋完善，更加符合历史的实况。敦煌洞窟的分期研究工作有待继续，唐代以后洞窟的分期成果，亦应早日刊布。洞窟年代学的研究是洞窟专题研究的基础。敦煌洞窟分期研究工作有待继续，最终完成全部洞窟的分期与排年。
    敦煌石窟的考古工作，取得一批重要成果，也有许多经验可以总结。新的百年，敦煌石窟考古工作，将会有更加丰硕的成果贡献给国人，贡献给学界。这是我们良好的祝愿，也是我们的殷切期待。

注  释：
[１] 石璋如《莫高窟形》，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台北，１９９６年４月。
[２]潘玉闪、马世长《莫高窟窟前殿堂遗址》，文物出版社，１９８５年１２月。
[３]彭金章、沙武田《敦煌莫高窟北区洞窟清理发掘简报》，《文物》１９９８年第１０期。
[４]刘玉权《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西夏洞窟分期》，载《敦煌研究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２年３月。
[５]樊锦诗、马世长、关友惠《敦煌莫高窟北朝洞窟的分期》，载《敦煌研究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２年３月；《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一，文物出版社，１９８２年１２月。
[６]樊锦诗、关友惠、刘玉权《莫高窟隋代石窟分期》，文物出版社，１９８４年１０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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