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2月1日，由中国长城学会主办的“首届中国长城论坛”在京开幕。为期两天的论坛上，安排了我的大会宣讲，事先准备的讲稿是《构建保护长城的教育机制》，及于论坛气氛的感染，也鉴于我的讲稿已公开发表(见《万里长城》总第24期)，遂临阵改变主意，登台后，即兴发表感言，并讲述几个具体问题，引起与会诸君的反响，主持大会的中国长城学会常务副秘书长吴国强先生嘱我将所讲整理成文，故有此事后之作。除加入长城生态学问题之外，相信此稿与发言内容并无出入。
    四十年感言
    在历史的长河中，人的一生只不过是漫漫长夜的一秒。我亲近包括长城在内的古代城址断续40多个春秋，从不足而立到年逾古稀。今天可能是我最后一次站在全国性的讲坛上，面对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和文物要作者来陈述对有关古城问题之我见，愿与在坐诸君切磋。
    40多年来，我考察过甘肃中部地区300公里区段内的秦长城；在河西走廊，踏访过瓜州和敦煌境内的汉长城及嘉峪关内外的明长城，兼及锁阳城、破城子等唐代古城址；踏访两关遗址及玉门关外的河仓古城；在内蒙古自治区的额济纳旗，考察了居延海周边的黑城、红城、甲渠侯官遗址及诸多汉代烽燧遗存；在新疆境内，为追逐汉代烽燧和唐代烽火台以及古城遗址，绕行准噶尔，穿越塔克拉玛干，行程达一万余公里，在与吉尔吉斯斯坦相接  的别迭里山口所丈量的唐代烽火台，应是中国西境第一烽。在甘南藏族自治州，多点踏勘了长约300里的洮州边墙、洮州卫城和卓尼县羊巴村的唐代石堡城遗址；在甘肃通渭县，发现有明清以来的古民堡一千多座，有村堡、族堡和家堡之分，其中族堡和家堡，至今还起聚落民居的作用。每次考察，都有记录，并撰写考察报告或评述文章。40多年来，’尸城址、进沙漠、访边关，追逐荒凉。青年气盛、中年专注、晚年趋静，终于失去了再厉荒僻的激情。
    我既不是文物工作者，也不是文化工作者，对长城及其他古城址的考察，既不具工作性质，也不含职业意义，完全是志趣驱动下的个人行为。甘苦备尝，乐在其中，仅此而已。
    学科架构之我见
    与会后，得知中国长城学会董耀会副会长主持的《中国长城志》的编纂工程已经启动，我又想起了1990年曾在北戴河研讨会上表达过对学科架构的意见。
    作为一门交插学科，“中国长城学”已成为公认的显学，于是便有“中国长城学会”的命名、《长城百科全书》的成书和《中国长城志》的运作，尤其重要的是国家颁布了《保护长城条例》这一专题性法规。长城是中华民族伟大精神的载体和象征，注目长城，凸显长城的历史地位及其对宏扬民族精神的现实意义，不仅为学界也为全民所赞许。对此，我个人没有任何异议。但从学科架构着眼，建立单一的中国长城学，也未免剑走偏锋。我的意见是建立“中国古城学”这一统一的学科体系，包括长城和“卫城”两个系列。这不仅符合中国城垣发展史的实际，既具有概括性也具有科学性，同时还有利于学科研究的统一布局，及保护与开发的统一部署。
    长城系列包括不同规格不同形制的历代长城；“卫城”系列包括历史遗留下来的历代都、府、州、县城及军垒民堡，其体系的庞大和规模的宏伟与长城系列互为伯仲，可谓双璧。从防御功能来看，也是相互关联的。长城是国防防卫线，是线形防御体系；“卫城”是区域防卫设施，是闭合性的点阵防御体系；长城主要用于外防，“卫城”既于外防，也用于内卫。
    从地理分布来看，长城全在荒郊野岭，“卫城”却以城池的形式存在于人口聚居区。实则那里有城池，人口便向那里集中。不同规格的城池，形成不同级别的行政、经济和文化中心。长城捍卫了国家，“卫城”保障着地方；长城在外，“卫城”靠里；长城为用，“卫城”为本。学科架构，不允偏废。
    从遗存的现状来看，以明长城为例，可归纳为三个三分之一，即三分之一基本完整，三分之一为残迹，三分之一被毁。保守地估计，各级城池的被毁率不少于百分之九十。以建城数量最多工程质量最高的明代城池来看，完好者在全国只有四座，即辽宁新城、北京紫禁城、山西平遥城、陕西西安城。我欣喜地告诉大家，在甘肃临潭县新城镇始筑于明洪武十二年(1379年)的洮州卫城至今完整。明城中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南京城，到现在只有部分墙体遗存。我认为，建立“中国古城学”的学科架构，是既有科学性也有现实性的合理构思。
    对建立中国古城学的学科架构，对编纂《中国古城志》，内含“长城编”与“卫城编”，对“中国长城学会”更名为“中国古城学会”，对修订《古城保护条例》等结构性的调整，应该有合理的预期。
    关于秦长城的起址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荣大为副院长到会，介绍了全国长城普查概况，说普查试点工作已结束，正在汇总普查资料，各种数据有待公布。在谈到秦长城的普查时，他说：“普查试点工作从甘肃临洮县做起。”这使我感到十分惊讶!显然，国家对秦长城的普查，受到了秦长城西起今临洮之说的误导。
    秦长城西起“临洮”即今甘肃岷县。战国至北朝西魏年间，今岷县一直被称为“临洮”，其时今临洮县被称为“狄道”，直到1928年，才正式改称临洮县。上世纪80年代初，因为临洮县有秦长城墙体遗存，有人便提出秦长城起于今临洮县的新说，曾引起学界争论。
    秦长城西起今临洮之说是不能成立的。所据理由如下：
    司马迁在《史记》中有确切的表述，(秦长城)“起临洮，至辽东，延袤万余里。”这一表述在《史记》中多处互见，具有确凿性。不要忘记，司马迁虽然未到过狄道(今临洮)和“临洮”(今岷县)，但他确实考察过秦长城。司马迁于元封三年(前108年)任太史令，于太初元年(前104年)始撰《史记》，这与秦王朝的覆灭仅有百年。对今人来讲，秦长城属遥远的上古史，对司马迁而言，只不过是刚刚闪失的近现代史，何况他所接触到的档案资料比之今人不仅丰富得多，而且也鲜活得多，对当年数十万民工啼饥号寒乃至葬白骨而修筑的长城，司马迁能轻率地作出错误记录，简直不可想象。史载，秦统一以后的疆域是“西临洮(今岷县)而北沙漠，东萦西带，皆临大海。”可见岷县是秦王朝的最西县置，是边防前沿，为巩固疆域，防御羌戎，必须设防，筑城垒塞，势在必行。秦长城西起今岷县则是理所当然的。
    诚然，长城是以墙体构筑为主的，但我们必须看到历代长城都是庞大的军事防御体系，这一体系由墙体、堑壕、烽燧、亭障、垒塞等构成，因地制宜，谐调山川河流而统筹规划，在不同地域，有不同的侧重。通观秦、汉、明三代万里长城，没有哪一条长城是一墙到底连续万里的，而是以墙为主、多体配合，相互照应的。对秦长城也必须作体系化理解。在今临洮县有墙体遗存属秦长城体系，在岷县尚无完整墙体却有亭障堑壕遗迹，也属秦长城体系，对具有多形制的防御综合体，既不能割裂，也不能舍弃。
    在岷县境内，有大量秦代遗物和建筑构件出土，是秦国经营边城和修筑长城体系的实证。1947年，在距县城南10华里的中堡村出土秦半两钱数万枚。在我多年的考察中，收集到的战国至秦汉时期的绳纹瓦有近20种类型，凡临洮、渭源、陇西、通渭等县的秦长城遗瓦类型全部包容，大量的云纹瓦当亦与秦咸阳宫殿瓦当趋同。而且发现秦瓦的遗址，多在关防地带，循洮河分布，继而指向陇蜀古道。如古城壕、将台堡、龙王台、白塔寺、古城背后、巴仁寨、分水岭。考古资料证明，秦汉时期的临洮县治就在今县城所在地。再者，对岷县境内秦长城的考察，至今均系我等的个人行为，考察范围十分局限，如能提升到有组织的政府行为，发现秦长城墙体的可能性依然存在。
    当然既使是国家级的普查，有了差错，也有纠正的机会，但对秦长城的起址等有争议的问题，在下结论时应留有一定的余地，起码也应该兼顾。
    确定长城生态学课题
    长城与生态的关系，是中国独有的人文与自然相关联的事象，长城生态学具有独特的子学科意义，如果视其为交插学科，则是文化人类学与自然生态学的交插。若能让时间倒退20年，我一定会静下心来研习文化人类学及自然生态学的理论和方法，并通过对长城生态系统的全面考察，认真寻求学科的结合点。岁月无情，人已垂垂老矣，既不敢萌生涉足动机，也不敢下此决心。惟望能够成为中国长城学会的选题，组织有关专家学者实地考察，潜心研究，一定会取得令人振奋的成果。
    我在瓜州南沙窝一带考察汉长城时发现，长城像防沙墙一样固定了流沙，从而使梭梭、红柳和其他沙生植物大片生长，当我们抵达时，竟发现有黄羊、野兔出没；反观之，凡是长城阻沙地带，流沙被固定后，生态状况随之改变，从而又起到了保护长城的作用，所以长城的遗存状况明显好于其他地段。
    不论是干线长城，还是象洮州边墙那样的区域性长城，一但筑成，人们就会沿长城定居，形成村落，开垦土地，从事农耕，广种麦黍、桑、麻，迅速发展成为农业社会。千百年来，万里长城保障并促进了中国农业社会的稳步发展，长城也成为农业社会与游牧社会的分界线，既是社会分界线，也是生态分界线，是为人文与自然的双重界线。
    有生之年，期待着“长城生态学”研究成果的出现。

[来源：甘肃岷县 李l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