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修建长城的原则和方法。 |
| 来 源: 《中国长城》 | 发布时间:2006-03-15 14:02:47.0 | 作者:孙志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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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千年来中国人民在完成万里长城这一伟大工程时，发挥了高度的创造力，不仅在规则设计上制定了“因地形，用险制塞”和“因地制宜，就地取材”的原则，而且在施工组织管理、材料采集供应，施工方式方法等方面都发挥了高度的聪明才智。 “因地形，用险制塞”是修筑长城的根本原则，两千多年来一直遵循着，这是中国重地利思想的一种反映，也为中国北方独特的地形和长城的基本走向所决定。人们在长城考察研究中已经发现，长城实际是中国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的分界线，这条分界线两千多年间是有变化的、动态的，但无论怎样变，都是充分利用了中国北方独特的地理、地形条件。秦汉长城要比以后朝代修的长城总体上讲要靠北往西些，然而正是在秦汉长城和以后的长城走向之间，构成了中国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的交错地带，这个交错地带正是处在大兴安岭、燕山、阴山、贺兰山、岷山到横断山脉一线。以燕山、阴山为例，其北其南之间正是中国长城可以“因地形，用险制塞”的范围，充分利用这个交错地带内的山体河流作为防御屏障，在险要处筑起长城防御工程，这不仅是军事战略需要，而且在总体上可以最大限度地节省人力和材料。这对于中国长城这样浩大而精密的工程，是必须周密考虑的事情。现在人们可以见到的长城大多数建在山里，长城基本是沿山脊而筑，而且不论是砖、石城墙，还是劈山墙、山险墙，其外侧都显得高大陡峭难攀，其内侧则借地势显得平缓易登，关隘则多是建在两山之间的狭口和河谷会合转折之处，在平旷之处则建在交通要道上。以长城过河的三种修建法为例，可以看出古代长城的修建者是怎样遵循这一原则的：第一种，在平坦地带的中等河流上，在河两岸分别顺河流向内修建一公里左右的一段长城，把河挟在长城中；第二种，在山中的小河小溪上，长城则直接在河溪上修过去，河床修涵洞或水门；第三种，在较大的河口，长城在距岸约半里处分为二叉修至岸边，河两岸对称，成为几何形，锁住河口。其它如堡城、烽火台等，也都是充分利用地形、选择地形来修建。利用高山陡壁、河流狭谷作为天然屏障与人工长城紧密结合。是“因地形，用险制塞”原则的具体运用和突出表现。 “因地制宜，就地取材”是修筑长城另一条重要原则。中国长城横亘万里，跨度很大，而且每段修筑的时间也不一样，每次修筑的时间往往又很紧迫，在这种情况下“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就显得格外重要，这不仅表现在材料的采集上，而且也表现在施工方法，乃至防御武器的制作方面。城墙的高低、厚薄、长短、材质、城堡和烽火台（烟墩）的大小位置、以及形状等等，无不体现了“因地制宜，就地取材”的原则。近年在蓟镇长城沿线发现的大量的砖窑、灰窑和采石场遗址，以及石刻碑文，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个问题。 修筑长城的施工管理是一项复杂而严密的工作。据文献记载，可知历代长城的施工方法在平时多是在各个防区内采用分区、分片、分段包干的办法。在特殊时期则由中央政权从全国各地征调军队和募集民夫到重点地区去修筑，而在具体修筑时，是按军队编制组织进行的。如汉朝河西四郡（武威、张掖、酒泉、敦煌）的长城是由四郡的郡守负责各自境内长城的修筑，郡再把任务分到各段、各防守据点的戍卒身上。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在统一全中国前夕就采纳了谋士朱升“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建议。“高筑墙”是筑城设防备战的意思，这也深刻影响了后来的长城修建。明代初年长城的修筑就是由向北向西征战的将军们率领所辖部队进行的。到了后来大规模维修增筑长城时，更是管理严密，分工明确，方法具体。据文献和长城碑文记载，当时修筑长城是由各军事辖区的首长（往往是皇帝直接派出的巡抚、巡按而非各镇的总兵官）向朝廷上疏，阐明当地当时长城防务的具体情况，提出要求修筑长城的申请，经朝廷同意后再组织施工。施工时分有督理人员和具体施工分班人员，督理人员一般属职位较高的巡抚、巡按、总督、经略、总兵官等，而施工人员以千总为组织者，千总之下又有把总分理，在嘉靖年间军队中有一种“班军”（“毕农而来，先农务遣归”）被分为春秋两班，派长城沿线守边，春班以三月至八月还，秋班以九月至来年二月还，（有的地方如宣府镇守台军士每年分两班替换，上班为二月初一至七月底，下班为八月初一至来年正月底。）他们在修建长城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嘉靖四年御史刘颖在上疏中讲：“城堡墩台，小有坍塌，摘拨军夫，随时修筑，其有重大工程，不赀费用，则兵部奏行工部派办物料，应用素有定处，其备虑亦已周矣。” 明代修长城时实行责任制非常明确，即采用分区、分片、分段包干的办法，先将某一段修建任务分给戍军某营、某卫所，然后再下分到各段、各防守据点的戍卒身上去，而材料的征集也是分派到防区内的各部队甚至州县政府，比如万历十一年至万历十二年修筑山海关东罗城时，所用之砖就是由永平道所辖的戍兵和各州县烧制的。为确保长城修建工程的质量，明代在隆庆以后大兴“物勒工名”，以此形式对整个工程实行责任制管理。考古工作者和长城专家在长城上发现和收集了一批石刻碑文，这些碑文明确记录了每次修筑的小段长城（包括敌台）的位置、长度、高度、底顶宽度外，还刻上了督理官员的官衔姓名、部队番号、施工组织者及施工人员乃至石匠、泥瓦匠、木匠、铁匠、窑匠等的名字。 这里先抄录一份有戚继光名字的修建长城敌楼的碑文，该碑原存于河北抚宁县城子峪长城的一座敌楼内，碑文全文如下： “万历□年仲夏之吉修完石大小水门伍拾五号台□□□肆号烽应建台一座。 都督蓟辽保定等处军务兼理粮饷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左侍郎真定梁梦龙、整饬蓟州等处边备兼巡抚顺天等府地方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同安陈道基、巡按直隶监察御史历城于鲸、整饬永平等处地方兵备兼管驿传山东提刑按察司副使南海陈万言、总理练兵事务兼镇守永平山海等处地方总兵官中军都督府左都督凤阳戚继光、总督军门中军副总兵山海徐枝、协守东路副总兵官榆林孙朝梁、抚宁中军参将古北谷九臬、总理练兵中军都司金叶黄宗统、分守石门路副总兵甘州张拱立、真定标营参将定州胡懋功，督委官原任参将遂平赵竭忠、提调官永康景良忠、□□千总百户真定王如邦、把总百户保定辛大相、武□镇抚武邑阎金臬、石匠耿周等、边匠田周等、木匠张永儒等、窑匠陈良增等、铁匠王志高等鼎建。”立碑时间约在万历六年。 再抄录的是河北遵化洪山口村发现的“天津春防碑记”：“钦差总督蓟辽保定等处军务兼理粮饷经略御倭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薛三才，钦差整饬蓟州等处边备兼巡抚顺天等府地方都察院右都御史刘白梧，巡按直隶监察御史、钦差巡按直隶监察司御史薛员，钦差整饬蓟州等处兵备带管驿传山西提刑按察司副使袁和，钦差镇守蓟州永平山海等处地方兼备倭总兵官左军都督府都督同知张国柱，钦差协守蓟镇中路等处地方分理练兵事务副总兵官都督高策，钦差分守蓟镇松棚路等处地方游击将军署都指挥佥事孙显祖，钦差统领天津海防标下右营参将署都指挥佥事成其杰，钦依守备潘家口关等处地方以都指挥体统行事署指挥佥事刘翰，钦依提调洪山口关等处地方以都指挥体统行事署指挥佥事高梃。计开：天津右营原蒙派修松棚路松龙丑十二号台西空创修二等砖空心敌台二座，底阔各周围上十四丈、收顶一十三丈、高连垛口三丈五尺，上盖坐二破三房三间；又修洪松三峰岭五十六号台东空创修三等砖空心敌台二座，底阔各周围一十二丈、收顶十一丈二尺、高连垛口三丈五尺，上盖楼房二间；又修松洪十三号，拆修坍塌一等敌台一座，周围二十四丈，收顶一十五丈五尺，高连垛口四丈五尺，上盖厅房三间，旧□修筑，以上如式修筑道完。总管工程中军武举官一员：宋拱臣，分管工程千总指挥千户五员：侯懋勤、夏却乡、张拱比、漆雨诚、陈天成，管工旗牌五名：王鹰登、胡天祥、曲登科、林登学、韩春，管工队总十名：赵焕儿、林春桂、王中、于国卿、戈仲文、李□□、郝抢儿、孙继太、李国印、矫羊，石匠头五名：李令儿、唐异儿、闫守节、赵宦、汪三哥，泥水匠头五名：刘才、康也儿、胡守益、周江、刘拎儿。万历四十四年五月吉旦立石。”同年在河北青龙县大马坪长城上还立有一块修筑长城的石碑：“定州营右部头司把总晏天福万历四十四年秋防分修二等砖边城八丈五尺。督工旗牌马大祥、泥水匠头靳歪头、石匠头张八。” 另外，1975年在甘肃嘉峪关北长城内发现的石刻工牌，也是修筑长城实行责任制的一种形式。这块工牌长19厘米，宽11厘米，厚2厘米。牌的两面都刻有字，记载着修这段长城时一个局部的施工情况，包括起止年月日和工队领工的姓名。石牌正面右边刻有“加（嘉）靖十九年七月初一起初十止”一行小字，中间刻有“弟（第）一工起”4个大字，背面上方刻着“蔡止梅起”4个大字，下方刻有6行小字：“一工李清队起，二工梅喜队，三工王元队，四工侯勋队，五工位宋队，六工张昙队止。”此石刻牌埋于城墙之内，当为督工检查城墙夯筑质量所用。如果城墙倒塌、破损，就按牌记来追查责任。正是因为实行了严格的责任制，明代万里长城才能在经历了数百年的风雨磨炼后依然“塞垣坚筑势隆崇”，让人不禁产生仰止的崇高情感。 长城大都修筑在高山峻岭之上和深谷狭壑之间，即使是平旷之处，也多处于荒漠之地，材料的运送和施工都相当困难。根据文献记载和传说，运送建筑材料的方法大致有3种： 第一种也是最主要的一种是依靠人力运送。修筑长城所用的大量的石块、泥土和木料，以及后来才用的砖头、石灰等，往往是用人力背扛或用筐挑、杠子抬等方法运上去的。在山海关一带，传说有个名叫王小七的民工，一个人能背七块砖，有好事者就把这事刻在了砖上：“王小七背砖七块。”还有传说在抚宁县板场峪长城的敌楼间有“王二小背砖十八块”的石碑。当时人们还在难以行走的地方排成长队，用传递的方法把修筑材料传递到施工处。在冬天则在地上泼水，利用结冰后磨擦力小的道理推拉巨大的石料到施工现场。 第二种是利用简单的机具。比如利用各种各样的车子（车子的构造因时代的不同而不同），利用滚木、撬棍及绞盘（辘轳）等，还有在深谷中用“飞筐走索”的方法，即把建材装在筐里从两岸拉紧拉牢的绳索上滑溜或牵引过去。 第三种是利用动物运输，有的长城修在山上陡峭处，人空手都不容易爬上去，更不用说负重背拿建筑材料了，对此，传说是利用了善于爬山的山羊和毛驴：把盛满了石灰等材料的筐袋架在毛驴背上，把砖块等系在山羊角上或驮在山羊背上，然后把它们哄赶上山去，以此法来解决问题。 长城的修造者在几百年前乃至上千年前建造长城时，在建筑技术相对落后的情况下充分地发挥了聪明才智。采用了一些令今人都赞叹不已的施工技巧和方法，其中在角度不同的山脊坡地上“找平”地基就是一件颇具匠心的工作。而空心敌台内部用砖拔石旋 （伐楦）所表现出来的异彩纷呈的拱顶、拱道门窗以及楼橹房，可以说是讫今为止最丰富最艺术最实用的拔石 旋 工艺大展览。研究总结这种工艺的表现形式和制作方法，乃是今天需要抓紧的事情。 中国长城的修筑历经了二千多年的时间，从简单到复杂，从不完善到完善，其工程量及艰难程度都是无比惊人的，在施工技术比较落后的条件下，要完成这一举世无双的伟大工程，需要花费巨大的劳动乃至成千上万人的生命。然而也正是这一切，充分显示了中国古代劳动人民伟大的牺牲精神和创造能力。 （选自《中国长城》孙志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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