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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地方志及相关报道均称：“湘西长城”始建于明万历年间。这一说法只能说是“部分准确”。像长城这样的巨型军事工程，本非一朝一夕可以建成，更何况其间兵事连绵，战事难断，加上长城也非仅靠一堵墙即能自成防御体系，还须在周边辅以哨卡、碉楼、营汛，以构成内外防线。正因为这样，湘西长城的出现乃至成型，经过了二百多年的经营，才得以布点成阵，由阵连线，由线而形成包括哨卡、营汛、碉楼在内的防御性军事系统。这段长城最初的历史，可追溯到1405年，当时因苗疆答意等五寨生苗“出没劫掠”，湖广都指挥谢凤“请于要害之地，筑堡屯兵以御之”。谢凤的屯堡具体如何布置，已难道其详，但屯堡之制的出现，却是湘西长城的先声。1426年，湘西、黔东干旱严重，苗民因饥荒起义，总兵萧授统兵镇压；1431年，“腊尔苗叛，都督萧授都御史吴荣率汉士兵十有二万讨平之”。萧授在镇压腊尔山苗衅时，即在湘黔边界先后共营建了24堡，称“湾溪24堡”，留官兵7800多人，“环其地守之”，对腊耳山实施军事包围。考“湾溪”现在凤凰县竿子坪以北，距凤凰县城约45公里，正处在“边墙”线上。但“湾湾24堡”的名称及位置，已难以确考。明嘉靖年间，腊尔山苗再次起义，明王朝先后派万镗、张岳统帅湘、黔、川三省汉兵进剿。张岳在镇压苗民起义后，“疏罢湾溪等堡，更设哨所汛十有三，各哨以士兵仡蛮数百人，复召募打手数十人戍守”。以后又增设7营3哨，总计23营哨。根据这23营哨的基本布局，可以看出，以腊耳山为中心，环腊耳山沿边，“自西而东而北，即从现在的贵州铜仁、松桃、经凤凰西南、麻阳、凤凰东北，至吉首和古丈、保靖县界，构成一个弧形防线”。但要以分散的23个哨所营汛控制方圆数百里的苗疆，事实上并不可能。因此，1615年，湖广参政蔡复一“亲历边疆，度其险坦，力陈营哨罗布、苗路崎岖、难以遏其窥觑，请金四万有奇，筑沿边土墙，上自铜仁，下至保靖，迤山亘水，凡三百余里”。据有关史料载，这“三百余里”边墙，实际上只完成了从黄合营到镇溪所(今吉首)这一段。明天启年间，“兵备胡一鸿、游击邓祖禹复筑六十里在乾州境内”。刘应中《边墙议》也说：“后天启中又在起自镇溪所至喜鹊营止，添墙六十里。”这段“土墙”将腊耳山区半环起来。在这弧形防线圈内，明朝统治者布置官兵7800多人分防守御，作为“御苗之藩篱”。现在所说的南自黄合营、北至喜鹊营的湘西长城，即是指万历天启年间修筑的这堵“土墙”。明王朝虽然耗巨资修筑了这段“土墙”，但毕竟经不起苗族人民的反抗。1628―1644年苗民一举将边墙推倒，“寇敌苗叛，土墙踏为平地”。湘西明长城，也就随着明朝统治的死亡而消失了。湘西长城的再次大规模修筑，要等到一百多年后的乾嘉年间。起因自然还是“生苗滋事”，为了在政治军事上加强对苗疆的控制，1797年，清政府任命凤凰厅同知傅鼐为总理边防同知。1797―1800年，傅鼐大规模重修边墙。据傅鼐《修边论》载：“自三厅由乾州交界之木林坪，至中营所辖之四路口，筑围墙百数十里。”傅鼐在重修边墙的同时，在所辖的三厅(乾州厅、凤凰厅、永绥厅)境内，还大规模修筑营哨碉卡等军事工程，“计凤凰厅境内设堡卡碉台848座，乾州厅境内设汛堡碉卡188座，永绥厅境内汛堡碉127座，古丈坪连保靖县境内汛堡碉楼69座”，总计设立碉堡哨卡汛营1232座，从而对腊耳山为中心的苗疆进行严密的军事封锁。在清嘉庆以后的一百多年间，湘西长城并没有如北方长城一样巍然屹立，究其原因，一因苗疆人民持久不息的反抗，一因长城自身构制的不足。（选自著名长城专家董耀会著《万里长城纵横谈》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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