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对唐山境内明代长城的深入调查，已获取了大量的珍贵资料，其中在迁西县西缄峪长城段发现的“天津秋班中部造”及“天津秋班右部造”印文长城砖，为我们研究明代班军制及长城的修建情况提供了重要依据。

    该砖长40厘米，宽18．5厘米，厚11厘米。在砖的一侧面分别印有“天津秋班中部造”、“天津秋班右部造”字迹。    据《明史?兵志》载：“初，洪武二十六年定天下都司卫所，共计都司十有七，留守司一，内外卫三百二十九，守御千户所六十五。”其中规定，一郡为所，连郡为卫。所，有千户所、百户所之别，以五千六百人为一卫。卫兵的来源有三种，一为从征，二为归附，三为谪发。从征者是从各规定地方应征从戎的士兵归附，是在战争中战败归附于明军的士兵谪发，就是被罚罪流放或贬职后充军的士兵。永乐―卜八年，明朝迁都北京，同时在北方增设卫所，并在天津先后设置了天津卫、天津左右卫。砖上印文中“天津”二字，系指此砖制造所属为天津卫。

    班军，即卫所士兵轮流守卫北京的军队，始建于明永乐十三年。班军最初为三大营军，其中河南、山东、山西、陕西各都司为一营，中都留守司为一营，江南、江北诸卫官为一营。因洪熙初年仁宗采纳了张辅等言，调遣距京较近的军队，轮班守卫京城，故称此军为班军。《明史?兵志》中规定：“……凡军还取衣装者，以三月毕务，七月至京，老弱者选代，官给之马。岁春秋番上，共十六万人，大宁七万七百余，中都、山东递杀，河南最少，仅一万四千有奇。”嘉靖年间世宗又采纳平江伯陈圭奏令：“中都、山东、河南军分春秋两班，别为一营，春以三月至，八月还；秋以九月至，来岁二月还，工作毋擅役。”所以，班军又有春班军和秋班军之别。

    由于在京班军除守卫军操外，到明中、后期又担负了繁重的营造、修建等各种苦役，有的班军已成为势家的私役，所以，一些班军士卒回家换取衣服逾期不归现象不断出现。《明史?兵志》中记曰：“成化间，河南秋班军二干余不至，下御史趣之。”为了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明朝特将逾期不归者定为违限罪，轻者要罚班到居庸、密云、山海关卫边六个月，重者罚班卫边至一年半。尽管如此，由于“时积弊已久，军士苦役甚，多愆期不至”者越发严重，同时对这些班卒的惩罚也越加严格，如“罚工银，追月糈。其后额外多征”等等。因此，在嘉靖、万历年间，一些被罚调往边卫的兵卒剧增，特别是中都兵更为严重，这也为边卫经济状况带来很大困难，皇帝曾下令严加整治。《明史?兵志》载：“职方主事沈朝焕给班军饷，皆慵诸丐，因言：‘班军本处有大粮，到京有行粮，又有盐斤银，所费十余万金，今皆虚冒。请解大粮贮库，有警可召募，有工可雇役。’部议请先申饬，俟大工竣行之。是时专以班军为役夫，番上初意尽失矣。”而正在这段时间内，戚继光于1567年12月调离福建，到北方任蓟镇、昌平、辽东、保定总兵官，并于次年开始大兴土木，修建边墙敌楼。今唐山北部的迁安、迁西、遵化正为蓟镇辖区(至今在迁西县三屯营仍保存有戚继光镇府碑等遗迹)，那些被罚调卫边的班卒为戚继光修建长城、空心敌楼，解决了苦役人源的困缺问题。《明史?戚继光列传》载：“班军民兵数盈四万人各一心”，又曰：“令戍卒画地受工先建干二百座。”又因在长城上砌筑墙石和修建空心敌台，多是从隆庆至万历时由戚继光开始的，故“天津秋班中部造”及“天津秋班右部造”长城印文砖的烧制年代，应为明隆庆和万历时期。其文字可释为：天津卫所属的秋班军、中军部卒烧造。另为：天津卫所属的秋班军、右军部卒烧造。

又因该印文砖多发现刁：迁西县西城峪段长城，故推测该段城墙是由当时明班军所建的。而未发现春班军遗迹，可能是不误屯田季节之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