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中央与北京电视台以及北京一些报纸，纷纷报道了通州区窑厂村村址处的北齐土长城遗址，震动中外，都为残存150米罕闻的古代长城遗址感到惊奇和庆幸，就连远在山东的济南电视台，也闻讯赶到大运河北端通州，来拍摄这鲜

为人知的土长城残段，制作专题节目，向世人宣传介绍，并呼吁各级政府和广大人民群众高度重视之，加强管理之，合理利用之，让中国博大精深的长城文化中增添的这一朵鲜丽花朵，开放得更加鲜艳，并永久地大放异彩，千秋万代不凋不败，而闪耀着优秀民族文化的光芒。

  究竟通州窑厂村北齐土长城遗址的由来如何，不少专家学者甚为关注，许多游人电询信访，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不知其所以然，只认为是长土岗子。遂促使我不能不对此做些浅析，并求方家指教。

一、喜获唐代墓志铭

  上世纪80年代前期，北京市文物局领导，部署并指挥了全市文物大普查工作。通州区(时称通县)文物管理所当时只我一人，也按市局普查部署，骑着自行车开始逐乡搞调查。1983年6月，我来到设在梨园乡的北京土桥砖瓦厂踏察访问，得知在小街村东南约300米处的取土坑内，新出土了3块方形扁石，上面刻着字和人物画。便来在坑中察看，见到了一座被掘土机破坏了的砖墓。寻根问底，不厌其烦，终于收集到一方唐代孙如玉墓志铭。不久，在前唐墓北面约100余米处，又出周土一方唐代孙封的墓志铭，又千方百计，将之收集入藏于本所。这两位唐人的墓志铭乃我首次收藏入库的石刻文物，其记载文字对研究北京历史有着不同寻常的重要作用，如获至宝。

  首方墓志平面方形，边长47厘米。志盖为艾叶青石制，呈覆斗状，正面中间顶部线刻4格，内各刻一篆字，为题额“孙公墓铭”余面线刻十二生肖像，栩栩如生。其志底乃青砂岩制，四边刻双线围框，内镌祥云缭绕：面刻纵线16行，行间刻小楷，行字不等，共318字。志文首题为“平州卢龙府折冲都尉乐安故孙公墓志铭并序”序中言孙公名如玉，祖籍乐安(今安徽省霍山县东)，曾在潞县(今通州区)任录事(掌管文书)，后调任平州卢龙府折冲都尉(唐代府级军职，掌管府兵的操演、调度、宿卫以及戍边，作战的军队主官)。在职间，其“主乡曹、立纲纪”20余年，“恩布闾阎”。于“贞元十四年二月四日(798年3月6日)忽奄”，埋葬在“潞县潞城乡临河里”(今通州区梨园镇小街村)。

  序中在赞称孙如玉墓地风水之好时，言有“四灵”保护，原文为：“魂埋潞川，东有潞河通海，西有长城蓦山，南望朱雀林兼临河古戍，北有玄武垒至潞津古关，并是齐时所置。”［1］意为孙公尸体葬在潞县的平野，墓地的东面有通往渤海的潞河(今北运河在清嘉庆十三年[1 8 0 8年]以前的故道)，水中有青龙；墓西侧有突然出现在平原上像山一样绵延不断的长城，山上有白虎；墓南不远处有一片树林(今张家湾一带)，林内有朱雀，林旁的潞河岸边，长城至那里设有防城戍所；墓北能望到潞县县城和秦时蓟(今北京)襄(今辽宁省辽阳市)驰道在潞河处设立的关口，有玄武神在保卫。此

段精彩的文学，除去自然河道与天然树林以外，“四灵”中提到的“长城”、“临河古戍”、“玄武垒”(今通州城)和“潞津古关”这些建筑，“并是齐时所置”，  即均乃北齐时建置和修筑者。

  何以见得为“北齐”朝所建?在我国历史上，国名称“齐”者有三：即战国齐、南朝齐与北朝齐。战国时的齐国(自公元前475-前221年)都临淄(今山东省淄博)，其疆域之西北隔黄河与燕、赵相望，西据右攘(今山东汶上)同魏相邻，南拥甑(今山东枣庄市东)、莒和楚相接、东北、东南皆滨大海，领域远距幽燕，故志文中所谓“齐”，绝非指战国之齐；南朝宋J顷帝  明三年(479年)四月，禁军将领齐公萧道成代宋称帝，国号为齐，都于建康(今江苏南京)，地有今长江、珠江之流域各省，较之战国齐而距燕蓟更遥，故志中之“齐”当亦非南齐；三“齐”中摒却其中二“齐”，则只余北齐了，即东魏孝静帝武定八年(550年)五月，齐王高洋代魏自立，亦号为齐。其疆域北界沙漠，南迄于江，东滨渤海，西陲大河，乃今洛阳以东之晋、冀、鲁、豫区域及内蒙古一部，正是志中所言之“齐”，为区别于南齐而史称北齐。有人会提到历史上还有黄巢所建政权，也称之为“齐”，  建都长安(今陕西省西安)。然而那是唐僖宗广明元年十二月五日(881年1月8日)之事，比孙如玉墓志铭晚了93年，自然志中所言“齐”也就绝非彼齐矣。由此可见，志中所提到的那座长城乃是北齐“所置”，定而无疑。

  该志文的序后，有“博约而温润”［2］的韵体文，“铭”进一步强调其墓地风水之好和描述妻、子悲痛心情，前两句日：“临高原兮长岗川，孙公宅地兮茔其间”。［3］其中“岗”字，义指墓西侧的“长城”：“川”字则义指墓东侧的

“潞河”；“高原”指墓地地势比周围高垲。意思是说来到这地势较高的平野，面对着巍巍的长城和滔滔的潞河，孙公的墓地就营造在它们的中间。该墓志从序和铭的两方面，都指明了孙如玉墓地的旁边有一道耸矗在平原上的长城，而且明确指出了这道长城乃北齐所筑，这就无可辩驳地证明了通州区内在历史上确实有北齐所修的长城。这是文物见证，得到这样一件石刻文物，焉得不喜出望外!至于该志文还见证了其他…―些历史问题，不在本文论述之内，于此便不与赘叙

了  。

  若夫《唐孙封墓志铭》，只有一方，盖、底合一，形制特殊，背则覆斗形，素面无文；面呈方形，边长6 1厘米，内线刻方格，格各刻一字。其首题为“唐故处士南阳公孙府君墓志铭并序”。序文介绍孙封祖籍南阳，先辈定居潞县(今通州区)。其“性高尚闲，亦不言禄”，大历十二年(7 7 7年)死于南阳行溏里别墅，埋藏在“潞城南潞城乡之平原”。［4］序中的“潞城”指的是潞县县城，今通州区在唐代称潞县，潞城就是指今通州城(今通州城东北部位)。“潞城南”乃今通州城南，而该墓志即出土于通州城南的梨园镇小街村东，与志文所载位置正好相合。可喜者，在序文之后的铭中，前两句日：“原莽莽兮堑口茔，左潞水兮右长城”。［5］其中的“潞水”，就是潞河，二称当时并行。就是说在这片辽阔无边的平原上，立有一座高大的坟茔，它的左面有汩汩的潞河，而右面有一道屹屹的长城。因为墓地南向，墓“左”就是墓东，而墓“右”就是墓西。这里写的墓地、长城、潞河的所在位置与上合墓志文所写者完全一致，再一次以铁的见证表明了通州历史确曾有过北齐所修筑的一道长城。

  二墓志铭序文中所记的主人公都姓孙，但不是一个祖宗，不在一块墓地上。一个是处士孙封，祖籍南阳，大历十三年葬在潞城南的潞城乡；一个是录事孙如玉，贞元十四年也葬在潞城南的潞城乡。两块墓地虽然相距百余米，但它们的

西面有同一道长城，而东面有同一条潞河，这起码证明当时那道长城尚存在1 00余米。

《通州志》中《李丕墓志  通州城南小街村附近出土的唐代墓志铭，给今人带来了一条极为重要的历史信息，即在北齐时修筑了一道长城，穿越我们今天的通州区。这为通州历史的研究，增添了一份珍贵资料，并为我国长城文化注入了新鲜血液，使之更加完美。那么，前人对通州区的北齐长城有没有过探讨呢?带着这个问题，我认真地通读了记载翔实的

《通州志》。  古籍《通州志》在清代有康熙、雍正、乾隆、道光与光绪等5种线装版本，而以光绪版本最为全面和系统。该书一帙12册共1 2卷，分别在卷十“艺文”的“墓志”和“记”这两专目中，给今人提供了有关“长城”的资料。

    在《通州志?艺文?墓志》中，载有“故莫州长丰县令李君墓志铭”一文，记述在唐贞元三年(7 8 7年)五月，莫州(今河北省任丘北)长丰县令李丕于潞县家中故去，六年(?9 0年)十一月“葬于县之南三里潞水之右”。［6］其本陇西(今甘肃省临洮南)人，“洒然控心，抱义育德，士林咸器重之”，［7］因被举荐来潞县任县丞，清贤名著，遂定居潞县。后拔任长丰县令，“化百里之风，乐四人之业”，［8］不久改任莫州司法参军，“果行温良，  发言砥砺”，［9］不幸年及6 3岁而逝。其无子，丧葬事全由女婿，太常寺奉礼郎柳岘“尽半子之礼节”而办理。文后铭曰：“屹然孤坟，长城之东”。“悄悄原野，  旦墓悲风”。［9］

    从志文考见，李丕墓在潞县城南三里处的旷野处，堆起――个高高的坟冢，屹然立在一道长城的东侧，“潞水之右”。即潞水之西，也就是说在李丕墓东侧有潞水；“长城之东”，表明李丕墓西侧有长城。这又和《唐孙如玉墓志铭》、《唐孙封墓志铭》中所载的长城和潞水全然一致，指的都是那道“蓦山”的北齐长城。

  关于《唐李丕墓志铭》的发现，由清乾隆间通州学者刘锡信写了一篇《得唐长丰令李丕墓志石记》。其“博极群书，淹通史传，尤长于考据之学”，［10］著迷颇丰，“足备文献之缺”，［11］《日下旧闻》主编，号称博学多识的朱彝

尊称其为“北方第一学者”。［l 2］

  刘锡信在记中说：他的朋友倪赐麟和贾肇瑞在城南散步，发现农夫用来堵塞稻田水渠的一方石块，石上长了不少苔藓，便擦去苔藓，石面上现出文字，知是墓志，访问农夫，说是耕地时从地下掘出的。他二人知道刘锡信多方察访金石文字，即来告之。刘嘱托二友人将墓志买回。当时正是乾隆诏令编辑《日正旧闻考》，让京兆属邑校核该书，“增辑事实”，［13］此石发现适逢其时，便献交了。他考证说志文“无撰人名字，疑即柳(李丕女婿柳岘)所为”。［14］他在论述此墓志可补州志职官表，可证韩愈所谓“中世士大夫以官为家”之“唐人风尚”后，又说“此石土人得诸城南一里许，而志云‘葬于县之南三里’余意唐时故域，只今城北一隅，  自城北计至得石刻之地，里数适符”。[15]强调“惟石刻”“令后之考古者，因以援古证今，  以佐志乘之所不及”。［1 6］

  刘锡信考证农夫说李丕墓志出土地点在“城南一里许”，与《李丕墓志》志文说的“葬于县之南三里”，在位置上是一致的。因为元代以前的通州城(潞县城)恰在旧城东北部位，即今新华大街以北的东部城区。

  明洪武元年(1 3 6 8年)镇守通州的燕山侯孙兴祖率兵修筑通州城时，将以前通州城向南扩建一倍，约2里(唐时里距比现代里距小)，加上扩建后的“城南一里”，则正是志文中所说的“县之南三星”。

  根据刘锡信在记中所说的《唐李丕墓志铭》出土地点，在“城南一里许”，今从通州旧城南门遗址向南行走“一里许”，恰恰是南门外的窑厂村村址，而该村址就建在一段条形土岗上，且此土岗呈西北――东南走向。根据该志序后之铭“屹然孤坟，长城之东”句断定，此条形土岗就是“长城”。

  据《通州志?建置》载：“教场在州旧城南门外”，“东至官道，西至河边”，［17］可得知在通州旧城南门外，有一条向南流的河水。今实地考察，明清两代教场西面的那条河，就是今天依在的玉带河，此河应是古代潞水的故道遗迹，  自西北向东南流。与窑厂村条形土岗走向相同。由此可知，唐李丕墓也是设在长城与潞水之间，而其墓志出土的具体位置定在今窑厂村长城之东，潞水故道之西。

  在窑厂村村址条形土岗东南端，京秦铁路贴岗端而过，越路继续向东南走，又曾有一段条形土岗，岗上也曾建有民房，是个小自然村，称蔡家坡，1 998年旧村改造，平岗建楼，条岗今已荡然无存了；沿蔡家坡仍顺岗向前走，即来到梨园镇北三间房村，此村址偏东，仍存在一条斜向土岗；继而向东南向走，就到了小街村，村东部依然有一条形街面的地势较高，而唐“二孙”墓志就出土在小街村东；还向东南行，越过老京津公路，在今张家湾镇土桥村中，又存在一条形土岗；再顺向前行，来到皇木厂村，该村旧址是一段迈千米土条形坡，民房建在土坡上下，1 99 7年秋，是村开始旧村改

造，条坡不复存在了。据此实际踏察，在上世纪8 0年代自今，通州旧城南门外窑厂村至张家湾镇皇木厂村，中经蔡家坡，北三间房、小街诸村，断断续续存在着一道长约6公里的条形土岗。在这道土岗的东侧，曾出土了唐代三位人士的墓志铭，志文中都记述了这条形土岗是“长城”，而且在《唐孙如玉墓志铭》志文中非常清楚明确地指出这道长城是北齐所筑。因而，今窑厂村村址处的条形土岗确定为北齐土长城遗址，应该说是无可争议的了。

  三、其它有关北齐土长城的记载

  上述唐代三人墓志铭有力地证明了今通州区的城南梨园，永顺及张家湾诸镇内，在北齐间确实筑有一道长城，而且在窑／?村尚残存一段土长城遗址。那么此长城从何处而来，向何处而去。也应该进行分析研究。这又要向古籍文献资料

请教了。

  明代嘉靖年间，曾由职任南京吏部尚书的通州人杨行中，主编了一帙《通州志略》，共1 3卷。此书国内无存，只在日本一家图书馆内收藏。前些年，首都图书馆从日本那家图书馆将该书复印成册，方得以浏览之。其卷一“舆地志”的“古迹”专题中记载：“长城岗，一在州城北三四里，俗传秦蒙恬所筑，口口也；一在州城南口里，迤逦直达绑县而南，年代莫考。”［18］可见，在明中晚期，通州城的北、南两面，都还存在着较长的北齐长城，尤其是城南那段更长，意达都县而南去，按现在通、两地距离计算，应有3 0余公里，何况过了 淳 县往南还有呢!志中所谓“俗传秦蒙恬所筑”，只是流传而已，绝非史实。蒙恬在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曾率兵30万北讨匈奴，收复今内蒙古河套一带，为防御匈奴再次南侵，曾指挥修筑长城，但那是依山脉而修的长城，根本未在旧有燕地平原修此长城，俗传不可信也!因为编书者没有进行认真考证，当时又未曾出土唐代的墓志铭，故只能面对巍峨的北齐长城说：“年代莫考”。

  在清代《通州志》中，  曾节录了刘锡信所著《潞城考古录》内有关“长城岗”的一段话：“州城西北四里，有古长城遗址。迤北接顺义。南近通惠河北岸而上，逾河而南，复闲存一段，其址又变而东西横亘，再南为州西门外入都孔道”。［19］这是刘锡信在清乾隆间亲眼见到的北齐长城遗址的走向。接着他认为是由于明代重修通惠河与修筑京通间大道时，将长城在通州西门以北的一段给“掘断”了，“询之土人亦云”。［20］他走访了当地百姓，与之认识统一。继

而他引用了《唐李丕墓志铭》中的铭语，考知“长城自北绵亘而南，唐时城西南遗址尚存”。［21］

最后，他引用了《昌平山水记》所载：“顺义县西南三十里有苇沟村，村东临温余河渡，渡南有长城遗迹。”［22］又引用了《辽史》所载：“顺州(今J顷义)南有齐长城，齐天保中所筑”。［23］还引用了北宋科学家、曾奉命链赴往辽

国的使节沈括所言：“幽州东北三十里有望京馆，东行稍北十里余，出古长城[24]。”他考证的结论是：“今通州长城，迤北接顺义，则即北齐天保中所筑长城矣。”［25］

  刘锡信在《潞城考古录》一书中对于通州当时存在的俗名“长城岗”的考证，  已很详尽、透彻、明确。他所用以引证的资料是有份量的，比如沈括所言。沈括是我国北宋时期著名科学家，他在出使辽国途经幽州(今北京“宣武区”一带)东北望京馆后所见到的“古长城”，突兀立在一望无际的平原上，给其印象一定很深，其言定非虚妄，但其未说修筑时间。这是宋人看到的情景。刘所引用的《辽史》，虽然缺误较多，但是元人采用了辽代《实录》与金代《辽史》的重要资料，其价值仍然较高。《辽史》说顺义南的长城是齐长城，而且指出是北齐天保中所筑，这个认定应该予以肯定。至于被引用的《昌平山水记》一书，则是明人著作，与《通州志略》所记长城资料无二，不过，其中关于长城的资料颇为关键，它告诉今人温榆河在苇沟村东有个渡口，渡口的南面有“长城遗迹”。也就说顺义县内的“长城遗迹”在温榆河的右畔，即河西畔，与通州北齐长城遗迹在潞河右(西)畔一样，依河而筑。

    《通州志?古迹?长城岗》在节录刘锡信考古文章之后载：“嘟县，武清二志俱载境内有古长城，疑昔时亦与此相连一云”。［26］紧接着又在“长城”条目中载：“旧志云‘在州南嘟县东北一里，南抵武清，北接通州即长堤之异名也”’。［27］其中所谓“旧志”，是指康熙、雍正版的《通州志》说在1郭县东北一里处的“长城”“南抵武清，北接

通州”，是“长堤异名”。这就不如刘锡信的考古态度了。

  嘟县乃辽代所设，治在汉时霍村镇，即今淳咀镇嘟县村。唐以前，嘟县村以西的广茅区域是辽阔的水泊沼泽，称雍奴薮。以东有一条河名潞水，南北朝时亦称笥沟，辽时应始称港沟河，直至于今。旧志称长城在“滓口县东北一里”，再往西北则未见有长城，乃因自张家湾以南皆为湖淀，北齐长城筑到今张家湾时，设“临河古戍”，到}赧东北一里处，继续东傍笥沟修筑长城，直入武清县界。故旧志云1郭县东北一里见到的长城“南抵武清”，“北接通州”。但这傍河修筑的长城决不是“长堤”的“异名”，而是后人将长城用作港沟河的西堤了，应该倒过来说，长堤即长城之“异名”才是。明末清初驰名的地理学家顾祖禹，在他的《读史方舆纪要》中记述武清县时载：“志云：‘县西南三十里有长城故址，延袤百里，相传战国时燕所筑”。［28］舍去末句的传说，余话就和潞水西畔像长堤一样的长城相吻合了。

  记载北京平原地区有北齐长城的史籍有不少，除去上述提到的几部书所记内容不同者而外，大多都相互转抄而已。还有一册古籍载述与上有别，那就是北宋叶隆礼撰著的《契丹国志》。在“王沂公行的《契丹田志》。在“王沂公行程录”  ―文叫，载，使节王沂自宋辽交界处的雄州(今河北省雄县)白沟驿出发渡河，中经新城县、涿州、良乡县等地至燕京，然后“出(燕京)北门，过古长城、延芳淀，四十里至孙侯馆，改为望京馆，稍移极处。”［29］向古北口方向走去。文中的“延芳淀”当是“金盏淀”。王沂出燕京北门向东北方向沿赴辽古道而行，走4 0里到望京馆，中间经过“古长城”和金盏淀。略略几笔记述，意义甚大，第一表明这里的古长城是建置在平原上，附近无山：第二表明此处的“古长城”走向基本与赴辽古道乖直，即长城从西北修来，向尔南筑去：第；二表明先过“古长城”，后过金盏淀，是“古长城”在金盏淀右岸。第四表明“古长城”是傍水而走，则最终与金盏淀唇齿相依的河流就是温榆河，据此可知，“古长城”在傍金盏淀之前应足傍仆温榆河。而温榆河由西北流来，发源于昌平县居庸关，“古长城”也正好自西北而来，河、城平行而至，  由此可以判断“古长城”的起点应是居庸关。由居庸关傍水而筑土长城，直至海河口，约有4 0 0里，则与《读史方舆纪要》所载武清县内关于“长城故址，延袤数百里”的记述基本相合

四、北齐多次修筑长城

  据一些史料记载，北齐只有在文宣帝天保午间修筑六次长城。首次在天保三年(5 5 2年)。那年二月，北疆外的突厥族崛起，南结两魏，复被奴役之仇，大破柔然，迫柔然主阿那环自杀，而柔然主的太子，从弟等率部投奔北齐，如此，强盛的突厥便与北齐结下不解之怨，时刻威胁北齐政权。为防御突厥入犯，北齐便于当年十月，文宣帝仪同三司(官名，非三公而受三公同等待遇)张纂为“监筑长城大使，领步骑数千镇防北境”［30］令都水使者阳斐“监筑长城”。［31］此次所筑长城南起今山西汾阳“黄栌岭”，北至该省朔县“社干戍四百余里，  立三十六戍”。[3 2]

  其次是在天保六年(5 5 5年)。前一年三月，文宣帝亲自扶持的柔然  罗辰与北齐决裂，逐侵扰北齐边陲，文宣帝曾在三至六月内，御驾亲征柔然。一次曾被数万敌兵围逼，可见柔然势力较强，与突厥一起，双双对北齐进行侵害。邀哥十二月，文宣帝巡防到达“达速岭(今山西省平鲁县西北)，览山川险要，将起长城”。大约在六年七月，文宣帝统兵亲讨柔然并大破之而后，北疆稍静，便“发夫一百八十万人筑长城，自幽州北夏口至恒州九百余里”。所谓“幽州北夏口”即今昌平县“居庸关之南口”，“亦曰幽州下口”，《齐书》伪为夏口”恒州在今山西省大同县东。此段北齐长城横亘东西，修筑在蜿蜒的山岭之间。

  第三次是在天保七年(5 5 6年)。“自西河总秦戍筑长城东至于海，前后所筑东西凡三千余里，率十里一戍，其要害置州镇，凡二十五所”。［36］此次修筑长城只不过是在前两次修筑的基础上，或补缺，或延筑，所以才出现“前后所筑凡三千余里”的壮观景象，究竟何处补缺，何处延展，史未记载。但自“幽州夏口”“东至于海”的一段长城，应该是此次续修的城段，因为在今怀柔区慕田峪长城附近就曾发现北齐修筑的石砌长城。

  第四次是在天保八年(5 5 7年)。北齐北及东北疆外的库莫奚及其别种契丹族，也是强敌。就在天保四年二月，契丹攻伐柔然，并杀死其主铁伐。九月，遂大举侵犯北齐边塞，进行大肆困扰，迫使文宣帝调兵遣将并亲自指挥数路兵马北讨契丹，战争连续进行3个月，才将契丹赶出长城之外。可见，契丹兵力不弱。虽然契丹在天保五年(5 5 4年)五月、七年

(5 5 6年)十月也曾两次遣使入贡北齐，但仍然不服，始终是北齐边患。于是，在契丹兵势尚未恢复之前，“于长城内筑重城，  自库洛拔而东至于坞纥戍，凡四百里”。［37］从目前掌握的史料看。“库洛拔”与“坞纥戍”两个地名还不明其在今何地，但“于长城内筑重城”却记述得十分明白清楚，即在已有的长城里面再修筑一道长城，以加强防卫，避免不虞。前筑长城已“东至于海”，则是在“东至于海”的长城里面修“重城”。笔者以为，从今昌平经顺义，通州，武清诸区而达天津的上长城，已然确定为北齐天保间修成，且位于长城之内，应该视之为“长城内重城”，则此“重城”的修筑当在天保八年所为。抛砖引玉，敬请方家不吝赐教。

  第五次是在武成帝河清二年(5 6 3年)二月，太子太保斛律光“率步骑二万筑勋掌城于轵关西，仍筑长城二百里，十三戍”。“勋掌城”在今河南省济源县西北二十五里。“轵关”在济源县西北十五里。这200里的长城当在当时的齐、周边界处；

  第六次是在后主天统元年(5 6 5年)，幽州刺史斛律羡“以北虏屡犯边，须备不虞，自库堆戍东拒于海，随山屈曲二千余里，其间二百里中凡有险要，或斩筑城。或断谷起障，并置立戍逻五十余所”［39］。“库堆戍”不知在今何地。此次“自库堆戍”东拒于海”的曲屈二千余里的长城，只能算是重修已往天保间筑的长城，不过也不是简单的修缮，有的地段是新修，所以才“斩山筑城”，“断谷起障”。

  天保之世屡兴长城之役，虽然防避了外族的掠夺烧杀，但是“举国骚扰，公私劳敞”。［40］特别是幽州广大人民，劳役尤重，水深火热，遂不堪重役，纷纷逃亡，严重地影响了社会的稳定和生产的发展。

  今通州区窑厂村北齐土长城遗址因世代于上面建有民房而幸存下来。和其上下连接着的已不存在的长城，与人们心目中的长城截然不同。世人提起长城，就立刻想到西起嘉峪关，东到山海关的万里长城，逶逶迤迤，巍巍耸耸，磅磅礴礴，横亘在祖国北部的崇山峻岭之间，像一条巨龙，享誉世界。她依山为险，凭岭设障，是我国劳动人民的伟大创造和智慧结晶。然而，展现在世人面前的窑厂村北齐土长城遗址，连同她已荡然的几百里长城，却是用黄土夯筑而成，矗立在北京平原上，一样的蜿蜿蜒蜒，一样的峨峨陡陡，一样的雄雄壮壮，迤贯于京津间的一望平川。她科学地傍伴河湖而行，倚河设城，凭水为险，水陆结合，双道防线比邻，令敌方难以攻破，这是结合地理形势，巧妙设防的科学构思，同样是我国劳动人民的伟大创造和智慧结晶。这就是这道北齐土长城的特点，因而为我国悠久壮美的长城文化又增加了一片光辉!

  金大定间保大军节度使梁襄言：“燕都地处雄要，北倚山险，南压区夏，若坐堂皇，而俯视庭宇也。”［41］他建议金世宗稳定中都，便可保住疆域；元初太师木华黎言：“幽燕之地，龙蟠虎踞，形势雄伟，南控江淮，北连朔漠，驻跸之所，非燕不可”。［42］他建议成吉思汗坐阵燕京，控驭华夏；宋枢密副使富弼言：“河北一路，为天下根本。燕蓟之北，有松亭关、古北口、居庸关，此中原险要，所恃以隔绝匈奴者也”。［43］他说燕京蓟城是中原与北边少数民

族区域之间的结合部军事重镇；宋国子监丞吕中言：“燕蓟不收，则河北不固，河北不固，则河南不可高枕而卧”。［44］他劝谏宋帝收复燕京，以保宋朝安宁。由此可见，燕京蓟城(今北京宣武区一带)的安危关系到黄河上下，大江南北的安危，这为历代有识之士所共识。固此保卫蓟城就是关系国家命运的至关重要问题。北齐都邺(今河北省临漳县西南)，蓟城是北齐的北域要镇，因此在北齐一朝，都派重臣镇守幽州蓟城。为防契丹强族对蓟城的侵夺，在“长城内筑重城一即土长城，则是形势所迫而理所当然的了。”因此可以说，通州区窑厂村北齐土长城遗址是研究北京史的珍贵实物资料，与北京有着久远的渊源关系。

  注  释：

  [1]、[3］《唐孙如玉墓志铭》区博物馆藏。

  [2］《词源》  商务印书馆  1979年10月修订第1版  第3188页“铭”

  [4]、[5］《唐孙封墓志铭》  通州区博物馆藏。

  [6]、[7]、[8]、[9]《通州志．艺文．墓志》(光绪版)

  [10]、[11]、[12]《通州志?人物?文学?刘锡信》(光绪版)

  [13]、[14]、[15]、[16]《通州志．艺文?记》(光绪版)

  [17]《通州志?建置?教场》(光绪版)

  [18]《通州志略?舆地志．古迹》(首都图书馆藏明嘉靖版)

  [19]、[20]、[21]、[22]、[23]、[24]、[25]、[26]、[27]《通州志?封域?古迹》(光绪版)

  [28］《读史方舆纪要?直隶?武清县》(商务印书馆发行，《万文库》王云五主编民国版，第490页)

  [29]《契丹国志》(宋)叶隆礼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6月第1版，第230页。

  [30]《北齐书?列传?张纂》(唐)李百药撰，中华书局1972年11月第1版  第360页。

  [31]《北齐书?列传?阳斐》(同上)第554页。

  [32]《北齐书?帝纪?文宣》(同上)第56页。

  [33]《北齐书?帝纪?文宣》(同上)第59页。

  [34]《北齐书?帝纪?文宣》(同上)第61页。

  [35]《读史方舆纪要?直隶一?居庸》(民国)王云五主编  商务印；书馆  第463页

  [36]《北齐书?帝纪?文宣帝》(同上)第63页

  [37]《北齐书?帝纪?文宣帝》(同上)第64页

  [38]《北齐书?列传?斛律金》(同上)第223页

  [39]《北齐书?列传?斛律金》(同上)第227页

  [40]《北齐书?帝纪．文宣》(同上)第68页

  [41]、[42]《读史方舆纪要?直隶二》(民国)王云五主编  商务印书馆  第472―47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