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弼时安徽历险记

　　1928年10月，中共中央委员任弼时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来安徽巡视，不幸被国民党当局逮捕，羁押于安庆饮马塘监狱半年之久。面对敌人，任弼时英勇无畏，坚贞不屈，表现了高尚的革命气节。同时，他又有理有节地与敌人斗智斗勇，配合党对他的营救，终于得以脱险。

　　1928年3月，中共安徽省临时委员会书记尹宽推行“
左”倾盲动主义路线，以临委名义指示各地，组织盲目武装暴动。芜湖万春圩暴动失败后，党的组织受到严重破坏。接着，他又指示六安、阜阳暴动。最终导致皖北各县党组织都程度不同地遭到破坏，大批党的优秀干部被捕和牺牲。

　　中共安徽省临委组织委员、中央巡视员王步文，向中央报告了安徽的情况。尹宽对此极为不满，遂以临委名义，停止王步文的巡视员工作，并要求中央撤销王步文的所有职务。省临委开始出现宗派主义的倾向。9月，中央委派任弼时以特派员身份，巡视安徽，解决省临委出现的问题。

　　任弼时首先到芜湖，在省临委机关召开党的骨干分子会议，传达党的“六大”会议精神，批评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听取省临委的工作汇报，妥善处理省临委内部纠纷。10月13日，任弼时在团特委书记徐厚昌（原名林道夫）陪同下，化装成商人，由位于芜湖、繁昌、南陵三县交界的漳河石�`镇码头上船，前往南陵县城。次日晨，到达南陵入住南美旅馆，并迅速与共青团南陵县委书记汪正芳接上关系。15日上午，他和徐厚昌在汪正芳的陪同下，往城西北的香油寺参加当地团的会议。由于叛徒告发，国民党南陵县党部即派出武装士兵，赶赴香油寺搜捕。会议被冲散，任弼时和徐厚昌同在小乔墓旁遭敌人拘捕。

　　任弼时被捕后，被押到国民党南陵县党部。敌人对他和徐厚昌进行搜身、审讯，但除了在他们身上搜出零星钞票外，别无所得，遂将他们羁押。10月16日，敌人又提审任弼时等。任弼时临危不惧，镇定自若，始终坚持说自己是湖南人，名叫胡少甫，是来南陵做生意的。敌人又拿来踩杠，欲对任施酷刑。任毫不畏惧，反问敌人，自己是到香油寺寻访小乔墓，到底是犯了哪条王法？敌人没有理会任弼时，仍对之施刑，但只字也未从他口中得到。徐厚昌同样也在敌人重刑之下不吐半字，只称和任弼时素不相识，只是偶然在小乔墓旁相遇而已，敌人见得不到任何有用的东西，只得将任弼时和徐厚昌作为嫌疑犯递解到省城安庆关押。

　　敌人把任弼时等绑在一起，押上轮船。在船上，许多旅客上前围观。任弼时忽然瞥见人群中有一人很面熟，仔细一看，原来是他的同乡小商贩彭佑亭，常在江浙皖一带贩运丝绸。彭佑亭正欲张口打招呼，任弼时机警地向他使个眼色，示意他不要作声。这时，围观的人越来越多，押送的士兵连声吆喝：“走开，走开，赤脑壳，有啥子好看！”任弼时见机立即挣扎着站起来，大声说：“老总，莫乱讲，我不姓赤，我姓胡，叫胡少甫，是长沙陈岳云纸店的伙计……”他还巧妙地说出自己妻子陈琮英在上海的地址，暗示挤在前面的彭佑亭，将这些情况设法转告陈琮英。彭佑亭心领神会，中途下船，转乘火车，赶赴上海，面告陈琮英。陈琮英得悉后立即向党组织作了汇报。她根据党的指示，带着小女儿任苏明急忙赶赴长沙。

　　任弼时押到安庆后，被关押在饮马塘监狱。7天后，敌人连番审问他。用吊打、跪铁子、压杆子、顶砖头等种种酷刑折磨他。但任弼时一口咬定原来的供词，一个字都不改。敌人无计可施，只好将他和其他政治犯，关押在“知”字号牢房。

　　任弼时进牢房时，饮马塘监狱已关押了50名政治犯。此时他已被酷刑折磨得疲弱不堪，但此时狱中除了徐厚昌，其他任何人谁也不知道，这个胡少甫就是大名鼎鼎的共产党人任弼时。

　　任弼时在狱中，非常注意隐蔽自己的身份，他接近的主要是普通难友，在长达几个月的牢狱生活里，他为这些难友研究案情，为他们代写诉状，为他们争取早日出狱的机会。同时，任弼时也没有放弃指导狱中党的斗争，他暗中通过徐厚昌等少数党的骨干分子，成立了党在狱中的秘密组织――生活委员会，以改善狱中待遇的名义组织难友开展“反虐待”、“改善狱中生活”的合法斗争，教育党员坚持革命气节和学会对敌斗争艺术。

　　任弼时在狱中的情况，由安徽的党组织报告了党中央。

　　中央积极采取措施，进行营救工作。党在长沙请了进步律师来到安庆。设法将任弼时的案件，从安庆警备司令部转到安徽省高等法院。安徽省高等法院于1929年2月派人到长沙，会同长沙公署核对口供，陈琮英以长沙陈岳云纸店老板身份（该店为陈的堂兄开办），对口供一一作了对质。敌人挑不出丝毫破绽，只得以证据不足将任弼时释放。同年3月，陈琮英从长沙来安庆接任弼时出狱，由安庆地下党组织安排任弼时住在江边的一处小楼上。不久，任弼时接中央指示，让他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兼湖北省委书记。他又风尘仆仆，踏上了新的革命征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