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鸣沙山的宝藏――敦煌莫高窟
来 源: 中国长城网 发布时间:2005-02-28 15:43:26.0 作者:常 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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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鸣沙山的宝藏――敦煌莫高窟
常 青

前秦建元二年(366年),有个名叫乐?V的和尚,很具有佛学修养。一,他游化到了敦煌东南的三危山下。天已傍晚,忽然间他的眼前出现了奇景:三危山高高的三个山峰在夕阳的辉映下发出了灿烂的金光,仿佛有千万个佛在金光中显现。这位虔诚的和尚立即向三危山顶礼膜拜。乐?V似乎有一种预感:这里将成为佛家的圣地!

丝绸之路,是古代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交通要道。位于我国甘肃西部的敦煌,是这条古道的咽喉要地。一千多年的中西文明的滋养,在这片沙漠中的绿洲上培育出了一座举世罕见的文化艺术宝库――莫高窟。
据载,前秦建元二年(366年),有个名叫乐?V的和尚,很具有佛学修养。一天,他游化到了敦煌东南的三危山下。天已傍晚,忽然间他的眼前出现了奇景:三危山高高的三个山峰在夕阳的辉映下发出了灿烂的金光,仿佛有千万个佛在金光中显现。这位虔诚的和尚立即向三危山顶礼膜拜。乐?V似乎有一种预感:这里将成为佛家的圣地!于是,他靠化缘募集了一些钱,请来了工匠,在三危山对面的鸣沙山上开凿出第一个石窟。后来,又有一位法良禅师从东方来到这里,他朝拜了这个地方,并在乐?V的石窟旁开凿了第二个石窟。这个揭开敦煌石窟营造史第一篇章的生动故事,就记载在唐代武周圣历元年(698年)的李克让《重修莫高窟佛龛碑》上。 
但是,直到今天,人们没有找到这两个洞窟的确切位置。有的学者猜测,最早开凿的这两个石窟,只是供给僧人们静坐修行的禅室,很可能没有塑像和壁画。乐与法良都是修禅的大师,他们选择了这个流水萦回、草木葱茏的山谷来修行,就是因为这里既远离尘嚣又接近人间烟火。至于现存最早的敦煌石窟的开凿,则是一百多年后的事了。不过,从这时起,莫高窟一带的佛教活动就逐渐多了起来。以后,经过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宋、西夏、元、明、清等朝代的艺术家们的辛勤创作,鸣沙山崖面的洞窟发展到了493年,彩绘泥塑像3000多身,壁画45000多平方米,成为了名副其实的世界上最大的佛教艺术宝库。 
1965年,敦煌的文物工作者在莫高窟第125窟与第126窟之间崖体裂缝的沙土中发现了一件古代刺绣画,上面绣着佛祖说法的场面。这件绣品的北魏的广阳王于孝文帝太和十一年(487年)发愿制作的,是由当时北魏国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市)一带的人带到敦煌来的,它说明敦煌这个边远重镇与国都之间关系密切。石窟中所表现的雕塑与绘画艺术情况也是如此。在当时的中原地区,大同的云冈石窟和洛阳龙门石窟相继兴起,那里曾经先后是北魏皇家开窟造像作功德的主要地区,当内地的佛教艺术思想和形式传到敦煌后,经过艺术家的辛勤创作,形成了保留至今的30多所莫高窟的北朝洞窟。 
北朝洞窟以中心塔柱式的洞窟形制为主。所谓中心塔柱式,就是在洞窟的中心竖立一座通顶方柱的洞窟,它象征着佛塔的内部空间。这种窟形是从古印度的塔堂窟发展而来的,不过古印度的塔堂窟是在里端雕出一座覆钵形的佛塔,窟内的两侧环烧着廊柱。相比之下,敦煌的中心柱窟各壁间出现的汉民族特有的阙形建筑、塔柱前的人字披形的窟顶、后室顶部的平??装饰等,都展示出了敦煌的佛教殿堂吸收了中国的民族建筑特点,这也是中西文化交流的必然结果。将石窟的内部空间装扮成佛塔的内部样子,还与北朝时期的佛教特点有着密切的关系。
早在西晋末年,八王之乱就已拉开了社会大动乱的序幕,紧接着便是北方五个少数民族相继侵入中原,一个个短命王朝就像走马灯一样往复更替着。5世纪前半期,北魏虽然统一了北方,但他们与南朝间的战争却从未停息过。在这二百多年的时间里,人们的安全毫无保障,命运也越来越不可捉摸。这时,佛教给人们的心灵带来了慰藉:今世的苦难,是由于前世的恶果造成的,不必去抱怨人生的悲苦,只需要按照佛教的方法去思索、修行,去净化自己的罪恶,来世就可以到没有痛苦的幸福世界去。当时修行的主要方法,就是要求僧人们灭绝一切尘世间的杂念,把自己的思想高度集中在对佛全身各个细部的苦思冥想之中,从而使自己的精神进入虚幻的佛国世界。这就是“坐禅”与“观想”。而坐禅观想的前提,就是首先进入佛塔,烧香散花,供养佛像,礼佛忏悔。莫高窟的中心柱窟就是进行这种宗教活动的殿堂。
莫高窟中的彩塑像,是人们佛教活动时的主要崇拜对象。北朝时期的彩塑人物主要有佛和菩萨像,如未来的弥勒佛,过去的释迦与多宝佛像,现在的释迦牟尼说法像、禅定像、思维像,以及位于中心柱四面的宣扬释迦牟尼生平事迹的苦修、降魔、成道等情节内容的塑像等。这些主像的身旁一般都有侍从的菩萨像,组成了一佛二菩萨的形式。到了北周时期又增加了两位弟子。在塑像的配置方面,既突出了主体人物,又使整尊塑像的结构形式统一和谐。
与塑像相比较,作为辅助表达佛教思想内容的壁画就显得更加丰富多彩了,这也是敦煌石窟艺术的主要部分。北朝石窟中的壁画,一般都有一定的整体规划:洞窟的顶部画着装饰图案,如藻井、椽间的自由图案等;在四壁的腰部画佛像和主题性的故事画,下面画形体较小的供养人行列;四壁上端绕窟一周,画天宫伎乐人物;四壁的最下方画金刚力士;其余壁面则密布着千佛像,组成了一个庄严神圣的佛国世界。壁画中的佛像画,主要是以佛为主的说法图。故事画主要有宣扬释迦牟尼生平事迹的佛传故事,宣扬释迦牟尼前世各代教化众生、普行善事的本生故事,宣扬与佛有关的度化众生皈依佛教的因缘故事。这些故事画的内容虽与僧人们的坐禅观想生活密切相关,但在艺术的表现手法上却带有深深的现实生活烙印。比如,故事画中的人物明明属于古代印度的,却常常穿着中国汉民族的服装;人物的活动空间也离不开古代汉民族的建筑与庭园等,这一切充分说明了宗教的艺术是离不开世俗生活的,而透过这些丰富的壁画作品又反映出当时社会生活的一个侧面。
唐朝建立后,社会的繁荣与昌盛,将中国佛教推向了辉煌发展的顶峰。在二百多年的时间里,人们更多面对的是人世间的歌舞升平,美满丰厚的物质享受,而不再像南北朝时代那样担心忍饥挨饿、流离失所了。人们关心自己死后这样的幸福日子能不能继续下去,自己的下辈子能不能托生到无比幸福的佛国天堂里去。面对这样的众生心理,佛教不再提倡北朝时期的艰苦修行方式。于是,北朝的那种中心塔柱式洞窟开始被一种新型的佛殿窟所取代。据专家们统计,莫高窟的隋代洞窟约有80多所,而唐代洞窟约有200多年,其中的绝大多数为佛殿窟。佛殿窟的形制一般是方形的平面,覆斗形的窟顶,在正壁开出一所大佛龛,龛内安置一尊彩塑像,有佛与二弟子、二菩萨、二天王等。这样使窟内有一个宽敞的活动空间,僧侣和在家信徒们可以在这里举行各种讲经、说法、礼拜等佛事活动。
隋唐时期的莫高窟壁画,仍然是洞窟内辅助表达佛教思想内容的表现形式。在洞窟的顶部一般绘制华盖和千佛,而占据窟内两侧壁大部分壁面的是宣扬佛法智慧无边、佛国世界快乐无比的各种经变画。在前壁的门洞两侧,也往往绘制出左右对称的经变画。所谓经变画,就是以图像的形式来诠释某部佛经,目的是为了向信徒们宣扬佛经的思想内涵。在莫高窟的隋唐时代洞窟中,流行的经变画有《阿弥陀经变》、《观无量寿经变》、《药师经变》、《维摩洁经变》《弥勒经变》、《法华经变》等,都是根据当时朝野上下极为流行的佛教经典绘制而成的。经变画的画面中部,一般是表现佛国世界的欢乐场面,而在它的左右两侧或画面周围则穿插着经中描述的佛教故事。这些经变画的结构布局严谨而精巧,场面富丽而恢宏,体现出隋唐盛世的精神与气魄。
随着唐朝的寿终正寝,中国的佛教艺术开始走向衰落。然而,敦煌的莫高窟却依然为后人保留着异常丰富的作品。五代时期的莫高窟,真正称得上是古代各民族的艺术荟萃:在窟内中心设立佛坛的形制,是模仿汉民族佛寺殿堂的作法;在比前朝高大的供养人画像中,后人可以看到古代回鹘国国王和新疆南部于阗国国王的形象。莫高窟的西夏艺术,又是全国最为丰富的西夏佛教艺术宝库。在西夏艺术之后,还有元代的艺术作品,它包含着来自汉民族地区和来自西藏地区喇嘛教的艺术形式。这些都是不可多得的珍贵的古代文化遗产。
敦煌的艺术古老而又年轻,它既是一首有形的宗教诗篇,又是一部形象的历史画卷,它在向后人述说着中华民族祖先们的辉煌成就,它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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