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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西古长城考

发布时间:2005-02-28 10:53:26.0

作者:邓文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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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西古长城考
　　　　　文/邓文初　图/杨文洁
5月初，湖南湘西凤凰县发现“中国南部长城”的报道陆续见报。据报道：“凤凰发现的苗疆长城始建于明朝万历年间（1573年―1620年），全长190公里，北起湘西古丈县的喜鹊营，南到贵州铜仁境内的黄会营，其中大部分在凤凰县境内贯穿而过。”（《羊城晚报》，2000.5.2）短短数百字的消息，很难陈述清楚，文中错误及疑点不少。笔者两年来一直在搜集湘西古长城即苗疆长城史料，现将调查所得略述于后，一则补短文之不足，一则与同好者共赏。
一、腊耳山与“黔楚苗疆”
长城之制，多是为防御外敌而设。如中国北方明长城，即是用以抵御北方游牧民族的防线。湘西地处中华腹地，北接川鄂，西障滇黔，南有百越，东连湖广，按理不应当视作“边陲”，不应有“长城”这样的“边关”。但事实上，明清二代，却一直将湘黔境当做化处之境。清顾祖禹撰《读史方舆纪要》，设“九边总说”，其中就有“麻阳边”，《清史稿•兵志》同样设“黔楚苗疆”。湘西长城之兴，正是明清政府为防苗民而设置的。
苗族在明清二代，并非均在王化之外，大部分苗民处在中央政府任命的土司统治或流官管辖之中，这一部分苗民叫“熟苗”。那些化外之苗民，则被称为“生苗”，“苗疆”即指生苗聚驻的地方。明清二代，生苗所据苗疆，大致湘西、黔东北的腊耳山脉一带和黔东南的清水江、都柳江流域。而尤以腊耳山苗民“凶悍难驯”，因此，以腊耳山为主的“苗疆”，就成了明清二代军事征剿的重点。
腊耳山，在今凤凰县西北，距县治42.5公里，主峰海拔1117米，但以往史书上所称的腊耳山，包括的范围则广得多。《清稗类抄》记腊耳山云：
腊耳山介楚、黔之间，其山自贵州正大营起，北界老凤、芭茅、猴子诸山，东接栗林、天星、鸭堡、岑头诸坡，故苗之介居三厅（乾州厅、永绥厅、凤凰厅）及松桃、铜仁、旧史统谓之腊耳山苗。
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说：
腊耳山，其地东西二百里，南北百二十里，诸苗蟠聚凡七十四寨。
清宣统年间编的《永绥厅志》说：
大小腊耳山，在（花垣）县西南九十五里，两山对峙，山势甚大，跨越楚黔，其上苗寨极多，往史称湖贵苗生衅者，必曰腊尔山。
腊耳山不仅疆域广阔，且地势险要，又因其地西通黔贵，北连川鄂，一旦生事，则三省苗民必群起响应，声气相求，故在明清二代开辟苗疆的数次征战中，腊耳山往往是主战场。而二代间苗民反抗民族压迫，屡起义举的，也多以腊耳山为据点和屏障。以腊耳山为中心，环其周边设军事据点，修筑哨卡碉楼及关墙，自然便成为明清二代对苗疆实施军事征剿与政治经济封锁的基本手段。
二、湘西长城的兴衰存毁
地方志及相关报道均称：“湘西长城”始建于明万历年间，这一说法只能说是“部分准确”。像长城这样的巨型军事工程，本非一朝一夕可以造成，更何况其间兵事连绵，战事难断，加上长城也非仅靠一堵墙即能自成防御体系，还须在周边辅以哨卡碉楼营汛，以构成内外防线。正因为这样，湘西长城的出现乃至成型，经过了二百多年的经营，才得以布点成阵，由阵连线，由线而形成包括哨卡营汛碉楼在内的防御性军事系统。
这段长城的最初的历史，要追溯到明永乐三年（1405年），当时因苗疆答意等五寨生苗“出没劫掠”，湖广都指挥谢凤“请于要害之地，筑堡屯兵以御之”。谢凤的屯堡具体如何布置，已难道其详，但屯堡之制的出现，却是湘西长城的先声。
明宣德元年（1426年）湘西、黔东干旱严重，苗民因饥荒起义，总兵萧授统兵镇压；宣德六年（1431年），“腊尔苗叛，都督萧授都御史吴荣率汉士兵十有二万讨平之”。萧授在镇压腊尔山苗衅时，即在湘黔边界先后共营建了24堡，称“湾溪24堡”，留官兵7800多人，“环其地守之”，对腊耳山实施军事包围。考“湾溪”现在凤凰县竿子坪以北，距凤凰县城约45公里，正处在“边墙”线上。但“湾湾24堡”的名称及位置，目前已难以确考。
明嘉靖年间，腊尔山苗再次起义，明王朝先后派万镗、张岳统帅湘、黔、川三省汉兵进剿。张岳在镇压苗民起义后，“疏罢湾溪等堡，更设哨所汛十有三，各哨以士兵仡蛮数百人，复召募打手数十人戍守”（清严如?帧豆匕?说》）。以后又增设7营3哨，总计23营哨。这23营哨中可考的如盘石营、正大营在贵州境内，铜信、水塘、水田、小坡、清溪、永安、五寨、强虎、竿子、乾州、镇溪等哨所均在腊尔山以东湖南境内，凤凰营、振武营、喜鹊营、王会哨、长宜哨等也在湖南境内。根据这23营哨的基本布局，可以看出，以腊耳山为中心，环腊耳山沿边，“自西而东而北，即从现在的贵州铜仁、松桃、经凤凰西南、麻阳、凤凰东北，至吉首和古丈、保靖县界，构成一个弧形防线”（《湖南通史》）。
但要以分散的23个哨所营汛控制方圆数百里的苗疆，事实上并不可能。因此，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湖广参政蔡复一“亲历边疆，度其险坦，力陈营哨罗布、苗路崎岖、难以遏其窥觑，请金四万有奇，筑沿边土墙，上自铜仁，下至保靖，迤山亘水，凡三百余里”（光绪《古丈坪厅志》）。据有关史料载，这“三百余里”边墙，实际上只完成了从黄合营到镇溪所（今吉首）这一段。明天启年间，“兵备故一鸿、游击邓祖禹复筑六十里在乾州境内”（《凤凰厅志•山川志》）。刘应中《边墙议》也说：“后天启中又在起自镇溪所至喜鹊营止，添墙六十里。”这段“土墙”将腊耳山区半环起来。在孤形防线??内，明朝统治者布置官兵7800多人分防守御，作为“御苗之藩篱”。现在所说的南自黄合营、北至喜鹊营的湘西长城，即是指万历天启年间修筑的这堵“土墙”。
明王朝虽然耗巨资修筑了这段“土墙”，但毕境经不起苗族人民的反抗。明未崇祯年间（1628年-1644年），苗民一举将边墙推倒，“寇敌苗叛，土墙踏为平地”（《湖南通志•关隘》）。湘西明长城，也就随着明朝统治的死亡而消失了。湘西和长城的再次大规模修筑，要等到一百多年后的乾嘉年间。起因自然还是“生苗滋事”，为了在政治军事上加强对苗疆的控制，嘉庆二年（1797年），清政府任命凤凰厅同知傅鼐为总理边防同知。在嘉庆二年至五年间（1797年-1800年），傅鼐大规模重修边墙。据搏鼐《修边论》载：“自三厅由乾州交界之木林坪，至中营所辖之四路口，筑围墙百数十里。”傅鼐在重修边墙的同时，在所辖的三厅（乾州厅、凤凰厅、永绥厅）境内，还大规模修筑营哨碉卡等军事工程，“计凤凰厅境内设堡卡碉台八百四十八座，乾州厅境内设讯堡碉卡一百八十八座，永绥厅境内汛堡碉卡二百八十八座，永绥厅境内讯堡碉卡一百八十八座，永绥厅境内汛堡碉一百二十七座，古大坪连保靖县境内汛碉楼六十九座”，总计设立碉堡哨卡汛营1232座，从而对腊耳山为中心的苗疆进行严密的军事封锁。
自明永乐三年至清嘉庆五年，湘西长城在历经400余年的风雨沧桑后，再次出现在“千里苗疆”。但在清嘉庆以后的一百多年间，湘西长城并没有如北方长城一样巍然屹立等，究其原因，一因苗疆人民持久不息的反抗，一因长城自身构制不足。
湘西长城在以往史书上，并无一定称谓，大抵明时称“土墙”，清时“土墙”、“关墙”并称，当地苗汉百姓则称“边墙”。“土墙”之称，道出了湘西长城的基本构制是以土筑为主。正因为如此，当清嘉庆年间准备重修时，“凡边墙旧址已残塌，所存废者，百不一二焉”。经探访当地苗民故老，才约略知道边墙“高八尺许，基厚两尺，顶三尺”（刘应中《边墙议》）。可见，较之北方长城，无论规模或形制，都要小得多。清代重修时，形制有所扩大。据马协《议哨墙之缮》记载，“墙高丈二尺，基厚五尺”。从马协的记载中，我们看到：苗疆长城与北方长城的最大差别是前者有项棚覆盖。马协说：“墙成，以木架茅草覆之，为一劳永逸之举。”由此可知，其构筑是以土筑为主，覆顶是防止暴雨?_刷的措施之一。
傅鼐在重修时是土石兼施(《清史稿》。)傅鼐自述关墙的修建之制时说：“关墙则近石处用石，远石处用土，炮台则四面用石，中心筑土哨台则用石砌……”(傅鼐《修边论》)土石兼施也难逃时间的磨洗，又加上苗民因深受关隘封锁之苦，屡有小规模的“冲决”，拆毁边墙之事时有发生，也加快了边墙破坏的速度。
明清二代的统治者，为了巩固湘西长城这道藩蓄，可谓用尽心思。明代沿城墙都设置了专门的巡墙兵。清代除沿用明代巡墙制外，为城墙修缮，拔“岁修银二千九百两”(《凤凰厅志》)。但是随着政权更替兴亡，湘西长城终于默然消失在苗疆的茫茫大山之中，不复旧貌了。
三、喜鹊营和黄会营的位置
要弄清湘西长城的基本走势，首先要确定长城的首尾两端，地方志和近期媒体报道，均采用“北起喜鹊营，南至黄会营”的说法，多有错误。
说“喜鹊营”在湘西古丈县，“黄会营”在贵州铜仁境内，都不准确。考湘西长城北端之喜鹊营，历来就是在吉首(古乾州)境内，按现在的行政区划，是在吉首市马颈坳乡喜鹊营村，目前故城遗迹尚在，为一不足1平方公里的小石城。如果追溯历史，在1961年版的《湖南省志•地理志》中，喜鹊营也归在吉首境；再上推至清朝，依清《嘉庆一统志》记载，喜鹊营在乾州(吉首)厅内，“喜鹊营与永顺保靖县接界。”谭其骧先生(中国历史地图集)清代卷，也将喜鹊营置乾州厅境内，可见喜鹊营不论是按古史还是按现行区划，都不能归入古丈县。
将“黄会营”算在贵州铜仁，更是大谬。查黄会营现名黄合营，更早些称王会营，明嘉靖年间叫王会哨，在今凤凰县黄合乡境内。湘西长城南端的位置应是亭子关。亭子关依现在行政区划隶属凤凰县黄合乡，正处在凤凰县黄合乡、茶田镇与贵州交界的分界线上。自古以来，亭子关都是湘黔交通的隘口。按理，关隘处地理分界点，地跨两域，其归属难以判定，但亭子关同时又是一军事工程，它自明代以来，即隶属凤凰厅（明称镇竿）黄会营，清《嘉庆一统志》载：黄合营（王会哨）“在凤凰厅西南六十里，接贵州铜仁府界”，是为明证。
四、明清湘西长城的路线
尽管史学界已确认湘西长城首尾两端为喜鹊营、黄会营，其大体走势也基本认定是沿腊耳山台地东沿，“上自贵州铜仁，下至保靖，迤山亘水，凡三百余里”，但要详细勾绘湘西长城的布局路线，难度却很大。尤其是明长城，限于史料，更难以确述。同时，清代傅鼐重修的“关墙”是否依明代“土墙”而建，尚未证实，因之也不能以清代湘西长城代替明代湘西长城。目前只能依据史料，进行历史地理分析，正确与否，还待田野工作证实。
明末“土墙”虽被踏为平地，但还是有线索可寻的。明清之际，政权更替，苗疆也时有变化，但自明以来，因“土墙”之设而形成的事实区域划分，却依然是解决苗汉纷争，尤其是土地纠纷的依据。“土墙”在苗疆依然具有勘界划区的规约作用。清代乾隆年间，在处理苗民起义的善后事宜时，也正是依据明代“边墙”这一界线，进行苗汉土地划分，实行“苗地归苗，汉地归汉”。据此，我们可以大体勾勒出明代湘西长城的路线。
清乾嘉苗民起义（1795年）后，清政府为缓和苗汉矛盾，加强对苗疆的控制，采用四川总督和琳的建议，“以明边墙为界，清埋民苗界址”，由湖南参政毕沅主持勘界工作。毕沅的勘界线，在乾州厅基本上是沿二炮台至喜鹊营路线，在凤凰厅中营及前营，以乌巢河为界，下前营及后营以山溪为界。据此则可以推知明代湘西长城的走向：在乾州厅内，长城南起自二炮台，北至喜鹊营。查二炮台在今吉首风凰交界处，与凤凰三炮台相邻；从二炮台往北，经乾州、鸦溪、镇溪（今吉首）、振武营、凉水井、隘口，至喜鹊营全长30多公里。在凤凰厅内，湘西长城则是以乌巢河为界。查乌巢河源于腊耳山台地南侧，为万溶江北源。自腊耳山东南流，至粟坳转东，经扭仁，在满江合龙塘河，东北曲折流经长宜哨，至凤凰治，称沱江。虽下前营及后营因未具体指何山溪，故难以查证此段长城路线，但明代湘西长城的基本走向在凤凰厅南段，则可以认定是从亭子关至黄合营、阿位营，东北至拉毫，沿乌巢河往下游，经八斗丘、廖家桥、长宜哨，入凤凰城。凤凰城以北的明长城，因史料不足，难以确定。
清代傅鼐所修的苗疆关墙，有较详尽的史料可资查考，据《修边论》陈述，苗疆“兴墙”乃是：
自三厅由乾州交界之木林坪至中营所辖之四路口，筑围墙百数十里。
《凤凰县志》的记载更为详细：
嘉庆二年（1797年），傅鼐在凤凰落潮井、晒金塘、竿子坪、旧司坪一带增修碉卡哨台达800余座，墙壕百余里。
又说：傅鼐在万溶江南岸重修边墙，把苗族赶到墙外，禁止苗汉通婚，商往。
又说：
嘉庆五年（1800）傅鼐就任凤凰厅同知，从嘉庆二年至五年，在凤凰厅境内修复边墙110里，修建炮台、关门、碉卡848座。
以上记载说明，清代的边墙是在明代土墙的基础上部分重建的。也即从与乾州交界的木林坪起，往南经竿子坪、三拱桥（旧司坪）、晒金塘，经吉信（旧称得胜营）、下镇竿（凤凰县治），在木林平至吉信间，边墙基本上是沿万溶江右岸的峭壁悬崖逆江而上，曲折南行，这一推断，得到了当地田野考古工作的证实。
苗族桥梁专家田云跃在三十余年的河川路桥调查中证实，湘西长城“西起（黄合）亭子关，经落潮井、阿拉营、拉毫、长宜哨、坳田碉、得胜营（吉信）、竿子坪至乾州，长达80公里的线上，设防苗边墙、哨卡、碉堡、炮台”，“沿万溶江南岸有防苗小道”（田云跃《凤凰桥话》）。
综合史料记载及实地考查，我们可以为清代嘉庆年间重修的湘西长城勾画出一个基本的轮廓。它南起凤凰境内的黄合营亭子关，经黄合营、落潮井、阿拉营，北上沿乌巢河东行经拉毫、廖家桥、长宜哨，入镇竿（凤凰县城），又北上经吉信，沿万溶江南岸逶迤北去，经晒金塘、三拱桥、竿子坪、木林坪到弯溪、三炮台，入乾州（吉首）境内，与起自二炮台北至喜鹊营的乾州长城相连。
值得注意的是，从黄合营至木林一段的“苗疆边墙”长度的记载，并不统一。傅鼐的记载为“百数十里”，《凤凰县志》确记为55公里；而田云跃考证为80公里，如果依据以上推测的路线，考其实地距离，应为70公里，接近田云跃80公里的记载，但即使按80公里计算，凤凰厅境内清代重修湘西长城，加上乾州（吉通）境内自二炮台至喜鹊营明代修建的30公里，总长度也只有110公里，与明代150余公里湘西长城相差甚远，与媒体所披露的190公里更是相去一半。显然，这一推测的可信度尚需进一步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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