盐城胡乔木故居

胡乔木同志，1912年6月1日出生于江苏省盐城县鞍湖乡。青少年时期，他热爱祖国，勤奋好学，追求进步。
1924年至1930年在江苏扬州中学读书时，同共产党人有了接触。
1930年下半年在北平清华大学读书时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曾任北平团市委委员、宣传部长。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参与领导北平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
1932年在盐城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在党的领导下从事宣传组织活动，主编《海霞》等进步文艺刊物。
1933年下半年到1934年底在浙江大学学习时，组织秘密读书会，传播进步的社会科学和马列主义知识，是学生运动的领导人之一。
1936年至1937年在上海参加左翼文化运动和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的领导工作，曾任左翼文化总同盟书记、中共江苏省委临时委员会宣传部长，是党在上海抗日救亡工作的领导者之一。
胡乔木同志于1937年7月到达延安。在抗日战争初期，先后在中央宣传部、战时青年训练班和中央青委工作，任青训班负责人、中共中央青委委员、毛泽东青年干部学校教务长，主编中央青委机关刊物《中国青年》，向奔赴延安的大批进步青年和边区青年进行革命教育。
从1941年2月起，任毛泽东同志的秘书、中共中央政治局秘书。他担任这个职务，一直继续到1966年6 月“文化大革命”爆发以前。
在延安工作期间，他协助毛泽东同志编辑供党的高级干部学习和研究党史用的《六大以来》、《六大以前》和《两条路线》等重要历史文献。
1942年全党整风运动开展后，他参与领导文艺界的整风运动，同作家们建立了良好关系。中央领导层的整风运动开展后，他列席中央政治局的整风会议和党的六 届七中全会，并作为正式代表参加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在党中央、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他参加《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起草工作，为该决议的最后形成作出重要贡献。他还为延安《解放日报》撰写数十篇社论， 积极宣传党的方针和政策。
抗战胜利后，他作为毛泽东同志到重庆参加国共两党和平谈判的随行人员，同国民党统治区文化界进步人士进行了广泛接触。
解放战争期间，胡乔木同志先在陕甘宁边区的陇东参加土改，
1947年4月中旬起，跟随毛泽东同志转战陕北，历经艰险。
1948年4月到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后，任新华社总编辑和社长、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他多次为党中央起草重要文件。
1948年2月，主要由他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土地改革中各社阶级的划分及其待遇的规定（草案）》，受到毛泽东同志的赞扬。他为《解放日报》、新华社撰写和修改大量社论、评论和新闻。他撰写的《驳蒋介石》、《无可奈何的供状》等重要社论，在党的宣传斗争中成为犀利的投枪。在党中央领导下，由他参与负责组织的新闻宣传战线取得的巨大战果，对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起了有力的配合作用。
1949年3月，他参加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作关于新闻工作的发言。党中央进驻北平后，他参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起草，出席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为迎接新中国的诞生作了许多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胡乔木同志主要在中共中央领导机关任职。
1950年至1954年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1954年起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
1956年9 月后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他在1951年撰写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是新中国第一本具有开创性的简明党史。他先后参加《毛泽东选集》第1至4卷的编辑工作，为宣传毛泽东思想付出大量心血。 他参加起草1954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1956年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主要文件，为国家的法制建设和党的思想理论建设作出重要贡献。 他在党中央政治局主持下撰写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等文章，在重大政治问题和理论问题上深刻有力地阐明党中央的主张，在国内外产生广泛影响。他是新中国新闻事业的开拓者，历任新华通讯社社长、《人民日报》社社长、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署长等职，为《人民日报》和新华社撰写过许多重要社论和新闻，为新闻出版队伍的建设作出很大努力。他也是新中国文化教育事业的推进者，历任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秘书长、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中央推广普通话工作委员会委员和汉语拼音方案审订委员会副主任，对于推动上述有关工作的开展发挥积极影响。党的指导思想发生“左”的错误后，五十年代后期到六十年代初，他在党中央领导下起草的一些重要文件，对制止和纠正当时已经发现的错误起了一定作用。
在“文化大革命”中，胡乔木同志受到“四人帮“的迫害。在逆境中他仍孜孜不倦地阅读大量马列主义著作，对党的历史经验进行反思。1975年任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负责人，积极投入邓小平同志领导的全面整顿工作，主持修改《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和关于科学院工作的《汇报提纲》等重要文件，为坚持贯彻党的正确的方针政策，批判”四人帮”的极左思潮作出艰苦的努力。
粉碎“四人帮”后，胡乔木同志在揭发批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罪行的同时，全力支持邓小平同志批评“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支持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为拨乱反正、重新确立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进行了坚决而有成效的斗争。他在1978年10月国务院务虚会议上发表的《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讲话，为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作了初步的理论论证，他列席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负责全会的文件起草工作，为实现历史性转变做出了积极贡献。在这次全会上，他被重新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任中央副秘书长。在1980年2月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他继续负责中央重要文件的起草和对理论工作的指导。